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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6月18日电／“关于调查取证，我们放弃了。为了防范风险，我觉得对于证人证言尽量不要调查取证，有异议就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09年12月6日，《新京报》首次披露：文强家属已委托北京知名律师杨矿生担任辩护律师。据一家网站统计，消息一出，仅仅1天，就有76482条相关评论，批评、谩骂的帖子超过9成。显然，时至今日，很多人仍然不能接受“为贪官辩护”的正当性。
杨矿生曾在最高检察院工作10年，1998年，他走上律师道路，现在是全国优秀律师、北京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优秀党员。他为何接受委托？为文强辩护意味着什么？中国刑辩律师面临着怎样的处境？现在，文强案已告一段落，他对此进行了回顾。
向司法局请示
2009年11月1日，北京下着大雪，文强的大姐文万琴辗转找到我，请我代理文强案。在此之前，出于职业习惯，我十分关注重庆打黑案，有关报道都让助手打印出来。我也曾想到重庆案的家属中肯定会有人找我代理辩护，我的专长是代理职务犯罪或者企业高管经济犯罪案件，所以之前就想，如果是官员家属找我，我可以考虑，如果是涉黑案被告人家属找我，我可能不会考虑。
给文强当律师，我向司法局请示后得到了支持，但促使我下决心的是文强的大姐，她已是60多岁的退休老人了，还千里迢迢到北京请律师。文强大姐的态度是文强犯罪了，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但是希望用你的专业知识为他辩护——哪些是他应承担的责任，哪些是他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她没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她的诚恳和信任感动了我，而且文强也确实需要有人为他辩护。这便成了我代理涉黑案辩护的开端。
11月9日晚上我到了重庆，第二天签订委托协议，然后开始找这个案子。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首先得弄清这个案件在哪儿，文强亲属并不知道是哪个办案机关在办理，我们就根据媒体上公布的文强涉嫌的罪名分析文强的主罪应该是受贿，于是就找到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得知文强案尚在该院侦查。
在等待安排会见期间，我又匆匆赶到郑州办理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局长宋某某涉嫌贪污的案件，开完庭回到北京不久，也就是12月16日，接到重庆检察院五分院的电话，告知该案已在该院审查起诉，律师可以办相关法律手续，会见文强。20日下午我和助理赵铭到达重庆，第二天见到了承办该案的全国十佳公诉人么宁，办理了相关法律手续。
12月22日中午11点45分到13点20分，我在看守所第一次会见了文强。当时我比较紧张，以前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媒体宣传了那么长时间，感觉他就是一个黑老大，去见他搞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似的。后来我就点了一根烟，抽了烟就不紧张了。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文强首先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互信，“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不会误导你，你也要把你对这个案子的真实看法告诉我，不用瞒着我，既使你认为我犯的罪够枪毙了，你也要告诉我”；第二个条件是要依法，他要求：“你要依法充分辩护，我有什么合法要求，你要转告有关机关。”
他要求读法律书，还要求保证充分会见。当时我们都担心以后会见有困难，不过后来发现担心是多余的，会见的时间得到了充分保证，一审期间总共7次会见，二审期间共会见4次，甚至连周末也安排会见，这一点我是非常满意的。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文强案影响太大，他们不可能在程序上给律师太多限制；第二，和律师个人的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有关。
不能说错话
当时李庄案刚刚案发10天，我会见时特别谨慎，最注意的就是不能说错话。24日我第二次会见他，这一次才开始谈案情，我手上虽然有起诉意见书，但我没有主动提起其中的事情或人名。而是这么问：你把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所说的事儿说一下。他首先说的是经济问题，他每说完一件事，我就问：还有呢？接着说。就是这样让他逐一讲完。这是一种客观的问话方式，没有任何诱导或提示的成分。
以前很多律师就是在问话上出现了问题，我尽量避免出现类似情况，说话之前就想好思路，他有什么意见，记录下来，签字，每次都是这种模式。我在其他案子中也是如此，见当事人时，不能说过头话，一些猜测性的和牢骚性的话，都不要说。如果对方说了，律师最好的回应就是“呵呵”一笑。
每次会见文强的时间都很长，从早上到晚上。有时候会见完了累得话都不愿说，饭也吃不下。头几次会见的时候还没有阅卷，文强边说我就要边记，有些没有听清的还要重复问明白，还要判断这里面有没有重大漏洞、法律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等等，这样就会逐渐形成一些初步的判断。
有些记者总是问，在国外，嫌疑人有沉默权，“你有权保持沉默”，中国是这样吗？中国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如果嫌疑人不说话，侦查人员就会不断地讯问你。没有任何口供的案件很少见。人在强制状态下既可能说出他本人不愿说的真话，也很可能说出不真实的假话，所以审讯时律师在场，很大的作用就是能够防止侦查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取不真实的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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