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毛泽东时代（二）

九、高手过招

只有理解了毛泽东的阳谋，才能够理解并欣赏尼克松访华时中美两国顶级谋略高手直接交锋过招的精彩之处。

片段一：“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作技术安排。黑格此行带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

毛泽东得知黑格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毛泽东批准的中方答复说：“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后，黑格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

评论：这一段实在精彩。表面看，美国人真是一片“好心”：“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代价呢？条件不高，一个子不要，只希望来点“面子工程”：“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给尼克松一点“世界领袖形象”就能解除中国的后顾之忧，不用再为“生存能力”、为苏联的大兵压境犯愁。这买卖太合算了。换上认实惠、“拎得清”、“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主早喜出望外一口答应了。然而实际呢？这等于承认美国是“世界领袖”，宣布中国是美国的“保护国”，等于中国“改换门庭”，从苏联阵营跳槽到美国阵营了——从向苏联“一边倒”改为向美国“一边倒”。这样一来，“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的规律立刻就会起作用：苏联将马上感到最敏感的“柔软腹部”遭到了来自中美的直接军事威胁，必定采取激烈的反措施。那时中国能指望美国什么？起码眼前亏吃定了。更进一步说，中国建国以来费了那么大心血，为的是什么？是从美苏冷战夹攻中突围出来，两方谁也不依附，自成一家。只要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一松口，立刻前功尽弃，平等关系变成了不平等的保护国关系，三角政治的格局就算吹了，利用美苏矛盾确保中国安全的整个战略目标就算吹了，胜利者一下子变成了失败者——一言之差，天壤之别。美方实际想摸一下毛泽东的底：你争的究竟是“世界一极”还是眼前利益？同意跟我和解是因为要自成一家还是因为惧怕苏联？如果是因为受不了苏联的威胁而不顾一切，那给你点甜头就行了，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问题就可以强硬一些了。而这么重大的话题尼克松不出面，基辛格不出面，却让一介武夫黑格出面，显然为了留有余地便于下台阶，一旦被拒绝可以往底下推：“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如果是尼克松基辛格出面，那被中国一口拒绝就太难堪，搞不好会危及整个访华计划。可见这是美方一个精心准备的圈套。结果被毛泽东一眼识破，马上做出最强硬反应：宁可你尼克松访华取消，我也绝不答应。——什么叫高手，这就是高手：要害问题心中有数，明察秋毫，绝不含糊，寸步不让，根本不为眼前小便宜所动。美方的圈套水平高，毛泽东的眼力决心更高。尼克松人没到就先亲自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不但再也不提这个话题，而且小心翼翼多了。这次过招的结果：尼克松摸到了毛泽东的底，也向毛泽东漏了自己的底：出了这个插曲之后尼克松仍坚持按计划访华，可见决心之大，可见美国有求于中国之迫切。这等于反过来告诉中国：不用担心美国死不让步。这就为后来的联合公报奠定了基础。

片段二：起草《联合公报》

基辛格：按国际惯例，强调含糊其辞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着分歧。毛泽东：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写出双方的共同点。

基辛格：“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周恩来：“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结果：

基辛格：“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洛德：“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评论：如果按照美方的方案搞出个“强调含糊其辞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分歧”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公报来，那对于中国来说尼克松算是白来了：就算中国浑身是嘴，也没法让全世界相信中美之间是平等关系、中国与美国没有结盟、美国不是中国的保护国、中国没有与美国搞秘密交易、没有出卖别人的利益。美国可以对中美关系做随心所欲的解释放风，在中苏之间来回拨弄。毛泽东的使中国独立于美苏两强之外的战略总目标仍然实现不了。而按中国的办法搞联合公报，则用最明确无误的方式宣告中美之间关系改善但不是同盟关系。防止了美国利用措辞模糊的公报在中苏之间搬嘴弄舌，防止了苏联误判中美结成军事同盟而铤而走险，防止了第三世界国家误解中国。总之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猜测怀疑挑拨离间的机会，不让毛泽东利用美苏矛盾确保中国安全的“三角政治”战略目标受到任何可能的干扰。这才是最高明的做法。

片段三：正面交锋（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基辛格的理解：毛泽东说自己“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不要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评论：前面已经说过，阳谋是虚实结合，可以是“放空炮”，也可以是当真干。既然美国的对华战略从敌视变为和解，那原来实的就成了虚的，变成了“放空炮”。让毛泽东转实为虚的代价：美国人认同“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阳谋厉害不厉害？

尼克松：“……究竟怎样好，是要日本处于中立和不能自卫的状态，还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日本同美国具有某些关系，这都是属于哲学范围的问题。……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毛泽东坚持美国只有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美才可能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毫不妥协。

基辛格的理解：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承诺，但却有着明显的暗示，而正是这个暗示，“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他说，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前半段，“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谈到日本和南朝鲜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

评论：尼克松费了那么大劲访华、改变对华战略，为的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你美国可以“体面地撤出”越南了。中国不会出兵横扫东南亚。不会站在苏联一边跟你美国交战。也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美国耗费几千亿、几十万大军、无数人力物力在越南拼死拼活了好几年都得不到的东西，毛泽东一句话就解决了。代价：中国成为“世界一极”。台湾问题。撤消封锁禁运。联合制苏……

毛泽东得到了中国需要的一切。作出的让步是什么呢？严格讲，零——没有牺牲中国的主权。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妥协。没有出卖越南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答应美国人的都是中国本来也要干的，比如不向苏联“一边倒”、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不称霸”、不出兵侵略别人、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不输出革命（但并不是说不保留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权利）。美国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实际只是一种保证——阳谋中化实着为虚着的保证。

谁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世界上还有谁能做出这种比毛泽东的阳谋更厉害更精明的买卖？

回顾这最精彩的一幕，回顾这一幕的前前后后和来龙去脉，令人不禁感慨：毛泽东不是神，只是比神还神。

十、阳谋的副产品

——猴与猪

毛泽东的阳谋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猴一猪。

美国在越南战争吃了大亏之后得了“越南战争恐惧症”，听到“人民战争”、“游击战”这几个字就心惊肉跳，避之不及。1975年北越大举进攻，南越土崩瓦解，拼命向美国呼救求援。美国答曰：越南战争对美国来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再也不会管越南的事了。越南遂统一。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伊朗国王巴列维向美国求救。美国吭都不吭一声，听任美国的这个“铁杆盟国”轰然垮台。美国驻伊朗的外交官被绑了票，美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处于守势。苏联却从越南战争尝到了甜头壮了胆，全球到处插手：中东、阿富汗、安格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也门、格林纳达、葡萄牙、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挑衅泰国、苏联海军进驻越南金兰湾……（说来也好笑，中苏闹翻本来是因为苏联要和，中国要斗，现在却来了个大颠倒：苏联跟美国斗上了瘾，逼美国与中国加速缓和）苏联的咄咄逼人把美国逼急了，顾不上再拖延观望，终于兑现了向毛泽东的承诺，对台湾撤军、废约、断交，与中国正式建交——正式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宣告毛泽东的阳谋终于大功告成。（如果当时毛泽东健在，“与台湾关系法”能出笼吗？毛泽东的阳谋把两个超级大国耍得像猴，“与台湾关系法”则把某些中国人耍得像猴：你抗议美国向台湾卖武器，人家说这是国会通过的法律，行政部门管不了，你找国会去。你当真去找国会，人家说这是民意，我没办法。你游说民意，人家马上大做文章，又是“干涉内政”又是“政治献金”……团团转了半天只能干瞪眼，比被耍的猴还狼狈。中美关系如同一桌盛宴，毛泽东又备料又下橱忙活了半天，正要端上桌不幸去世了。有幸坐享其成的只需把这桌现成的饭菜往嘴里一送就成——就连这点能耐都蹩脚，又是掉筷子又是流哈拉子的，愣是把毛泽东辛辛苦苦做成的极品佳肴弄变了味——没办法，伟人就是伟人，小人就是小人。）

苏联垮台关键原因之一是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是因为错误地总结了越南战争，以为自己才是越南战争的胜利者：什么毛泽东的阳谋、人民战争、游击战，全是瞎吹。起决定作用的是我的先进武器和“社会主义”旗号。只要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出兵，不论到哪里都无往而不胜。前苏联领导人在毛泽东的阳谋面前脑筋如猪——一点不开窍。结果：大举入侵阿富汗，闯进了另一个人民战争的泥潭。（越南领导人脑子同样进了水，自以为越南战争胜利是自己的本事，在毛泽东的阳谋面前同样如猪，所以大举入侵柬埔寨、跟中国闹翻。）

列宁说：“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美国输了越南战争，却知道了毛泽东的阳谋的厉害，知道了向毛泽东学阳谋。难怪美国的谋略水平从此大有长进，一反越南战争以前呆板僵硬的守势防御那种消极战略，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搞战略了。美国也学着像毛泽东的阳谋那样搞虚实结合，放弃了过去非黑即白的以“反共”为唯一标准的敌我划分法，代之以虚虚实实的“人权”“民主”战略：你听我的，我对你“人权”、“民主”的要求就是虚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好说好商量；你不听我的，我对你“人权”、“民主”的要求就是实的，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边挑骨头，发动“颜色革命”。俄国熊不知死活地闯进阿富汗，美国大概连做梦都能笑出声来：老天有眼，可轮到你来尝尝人民战争的滋味了。于是照葫芦画瓢模仿毛泽东的援越抗美，来了个援阿抗苏，把当年自己在越南吃足了的苦头照样送给了苏联。虽然这其实只是毛泽东的阳谋的“盗版”，苏联也照样吃不消，在阿富汗抗了十年之后终于也像当年的美国一样撑不下去，不顾一切夺路而逃。然而为时已晚，经济实力不如美国的苏联已经承受不起，从此一蹶不振了。

美国很善于举一反三：既然越南战争中本国决策层的“精英”能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祸害，那为什么不把这变成一种克敌制胜的武器，想方设法让敌对国家的决策层也来上一堆这样的“精英”？于是：“基金会学者”、“休克疗法”、“颜色革命”……结果：最现代化的导弹核武器、成千上万亿美元、“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军备竞赛”等等倾举国之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得不到的东西，花几个小钱雇几个“精英”鼓噪一通“民主”“自由”就办到了：苏联解体。冷战告终。中国从此彻底摆脱了冷战的威胁。

美国学毛泽东的阳谋开了窍，搞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乍一看似乎是“青出于蓝”，实际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阳谋变成了阴谋。如前所述：“所谓阴谋就是设陷阱，就是无中生有。其中高下就看你设置的陷阱高不高明了。不过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阴谋中的致命伤。只要让人看穿，这个阴谋就一文不值。所以说是阴谋就有破绽。而阳谋就不同了，阳谋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面前的计谋。它没有隐私，没有秘密。它几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没有破绽。实施者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说它是借势而动，推动一切必然的发展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搞垮苏联用的净是阴着、损着：收买、误导、欺骗……这一切越不过这一条：“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阴谋中的致命伤。只要让人看穿，这个阴谋就一文不值”。幸亏当时苏联有一帮“基金会学者”与美国里应外合，愣是没让猪脑子的苏联领导人看穿，使美国计谋得逞。但是阴谋毕竟是阴谋。俄国人并非都是猪脑子。虽然当时上了当，事后仍然明白过来是被耍了。俄国人尽管嘴上不讲，但心里有数，这股子仇恨就别提了。美国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一清二楚。冷战都结束了，苏联都解体了，俄罗斯已经算“民主国家”了，美国为什么仍然不依不饶接二连三下狠手，又是“颜色革命”又是“车臣独立”地不放过俄罗斯？就是怕俄国人有机会东山再起来报这一箭之仇。万一有那么一天，谁知道俄国熊的报复会有多狠？——这就是阳谋和阴谋的根本区别：搞阳谋成功了没有后遗症，不存在对方报复的问题。搞阴谋即便成功了也得时时提心吊胆，堤防对方报仇雪恨。（中国的改革“精英”虽然“骗出一个制度来”，但从此不得不时时担心受害者的报复。所以他们也同样必须“一不做，二不休，不把中国彻底搞垮就不能安心，就如同美国不把俄罗斯彻底搞垮就不能安心一样。）美国学阳谋学来学去只学了个皮毛，所以说美国在毛泽东的阳谋面前如猴——会模仿，但掌握不了精髓。

冷战怎么结束的？苏联崩溃了。苏联怎么崩溃的？中了美国的计谋。美国哪来的计谋？模仿毛泽东的阳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阳谋呢？继续如同越南战争之前那样，靠“遏制”、“大规模报复战略”之类蛮牛功夫硬顶。结论：结束冷战，毛泽东的阳谋功不可没。中国彻底摆脱冷战，多亏了毛泽东的阳谋。

十一、今天来自昨天

1、不温故则不知新

毛泽东已经逝世了。冷战已经结束了。一切似乎都那么遥远了。现在还提毛泽东时代干吗？

因为今天来自昨天。中国今天的一切都从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不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就不能正确认识今天的一切，就一切皆错，就要出大乱子。

比如：

——改革开放谁的功劳最大？毛泽东。道理很简单：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和平。如果处于“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就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开门揖盗”或“开城投降”的问题——列宁格勒被德军团团围困时能“开放”吗？你一“开放”，德军马上冲进来按希特勒的命令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只要战争没结束，你“开放”个试试？同样，当美国根本不承认中国政府、公开宣布要颠覆这个国家时，你能“开放”吗？就算你“开放”，人家还“封锁禁运”呢。——记得1962年《人民日报》登了条新闻：美国禁止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酱油对虾过境。《人民日报》为此还配了首打油诗：“酱油对虾过境，美国政府不准。奇闻轰动加拿大，讽刺外加责问。若问对虾罪状，实在清楚得很：头脑一热便赤化，可见思想不稳。至于酱油其人，更是红得发紫。出场便能闹革命，由此可定罪名。铁幕高悬白宫，将军草木皆兵。如此封锁禁运，世界史上笑柄。”——封锁禁运得如此严厉，还想“开放”？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二十多载，使美国认识到对中国封锁禁运只能事与愿违，如果不是毛泽东用阳谋、出奇计逼美国有求于毛泽东而不得不解除禁运，如果不是毛泽东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冷战、赢得了和平的大环境，困在美苏两霸的夹缝中动弹不得的中国怎么“开放”？“开放”个屁！

历史的回声中，只有克劳塞维茨的声音最清晰：“你想和平吗？那么你就准备战争吧！”毛泽东的“准战争时代”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环境。这个和平环境批准了今天的“改革开放”。可见中国今天的一切积极成就实际都不过是毛泽东挣来的“和平红利”，是毛泽东的阳谋的“胜利果实”。不承认这个，就叫“贪天之功为己有”。就叫“杀良冒功”。

——“制止台独”，得谢谢毛泽东用阳谋破使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迫使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同意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与台湾断交，那么今天的台湾会是个什么状况？陈水扁会如何？还会不会有中国的“反分裂法”？

——“招商引资”，得谢谢毛泽东前后花十三年之久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如果中国还是遍地土匪横行，谁肯来投资？

——“出口创汇”、“国际接轨”、“全球化”，得谢谢毛泽东的普及教育：中国如果还像1949年以前那样77%的人是文盲，你能按国际标准迅速地、大规模地、保质保量地生产出口产品吗？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突飞猛进，得谢谢毛泽东的非洲政策：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今天中国人能说“五星红旗就是我的保镖”吗？——毛泽东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从来高瞻远瞩，没有走过废棋，更没有走过臭棋。

……

2、驳谬论种种

——“毛泽东时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

毛泽东时代是“准战争年代”。如今是和平年代。用和平年代的生活水平嘲笑战争年代本身就是一种卑鄙。没有毛泽东的战争胜利，哪有今天的一切？何况今天中国许多“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未必比毛泽东时代的普通老百姓强到哪里去。

——“毛泽东时代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如今什么东西都买得到”。“毛泽东时代买什么都凭票。如今什么都不凭票了。”

第一，战争年代凭票供应再正常不过。

第二，正因为有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才会有今天的“不凭票供应”。这是毛泽东时代“凭票供应”换来的“胜利果实”。

举例：中国目前每年粮食总产量约4.69亿吨，总消费4.9亿吨，缺口2100万吨靠进口。如果中国仍处于被封锁禁运的状态，那这2100万吨就进口不成。那现在也照样得“凭票供应”。今天的“不凭票”是因为能进口。能进口是因为毛泽东的阳谋胜利迫使美国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毛泽东的阳谋能取胜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跟随毛泽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默默承受了“凭票供应”之类的苦难。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换来的是真正的独立自主：谁也休想用封锁禁运来左右中国的内外政策。中国人根本用不着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中国想发展什么武器，想搞什么工程，想上什么项目，想惩罚哪些内奸，不管哪个国家都无可奈何，最后的结论是封锁禁运得不偿失。结论：不能再对中国搞全面的封锁禁运。——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换来了今天的“不凭票供应”，不折不扣的“前人吃苦，后人享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都是英雄。今天的人有什么资格用“凭票供应”之类来嘲笑他们当年的奉献呢？

毛泽东时代根本不指望任何大规模外援。那时虽凭票供应，但供需平衡是真的，不含任何水分。现在呢？靠外债，靠内债，靠投资，靠卖资源，靠卖环境，靠卖苦力，靠卖血汗……用这一切跟毛泽东时代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计划平衡相比，谁有资格嘲笑谁？

第三，今天的“不凭票供应”未必靠得住。比如石油，一旦发生战乱，一旦被封锁，一旦国外供货短缺，马上就会供不应求，马上就会“凭票供应”。那时还有资格以汽车之类奢侈品为例来炫耀现在的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强吗？

（这种假设可不是杞人忧天。如果中国内部矛盾危机激化而又无法解决，那保不定就有人需要用战争来转移视线了。台湾的陈水扁似乎也巴不得打起来，以便解脱困境。“你有情我有意”，说不定就撞到一起了——如果能一举收复台湾，一切内部矛盾都能得到缓解：没说的，统一了国家的就是民族英雄。民心民望一下就上去了。其他一切也都好办了。但如果不能迅速解决问题，那就得点有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了。——总不能为一时的挫折就放弃国家统一大计吧？那时还能嘲笑“毛泽东时代一切凭票”吗？）

用“毛泽东时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毛泽东时代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如今什么东西都买得到”之类指责毛泽东，这叫“打井的有罪，吃水的有功”——“打井的有罪”：光付出没水吃。“吃水的有功”：不付出就有水吃——这是什么逻辑？又好比修青藏铁路，前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切都就绪了，偏偏只剩下最后几公里铺轨的时候去世了。最后的铺轨、剪彩、通车等荣誉全由别人完成。你能说这条铁路跟前人没关系，全是最后剪彩的人的功劳吗？

——“毛泽东时代把富人都打倒了，结果就变成穷人国了”。“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

这是无耻的诈骗。

“富裕”之“富”与“富人”之“富”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个社会可能人人都“富裕”，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

“富裕”含有“收入能够满足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度量的标准是自己的收入与自己的需要相比满足程度如何，与奢侈和攀比无关，是一种客观而理性的度量。一个人是否算“富裕”与其他人是否算“富裕”无关，因此能够做到整个社会人人都“富裕”，即“小康社会”或“富裕社会”。

“富人”不仅含有“收入远远超过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而且含有“收入远远超过其他人”的意思，度量的标准是奢侈和攀比：不穷奢极欲不能算“富人”。收入不让别人望尘莫及不能算“富人”。因此“富人”的标准是个无底洞，永无止境。凭这一条就可以知道，一个社会能当上“富人”的永远只能是极少数。说“穷人都能变成富人”是弥天大谎。

靠工资吃饭能做到“富裕”，但做不成“富人”（那些能自己给自己开工资的特殊“老总”不算）——要让打工族凭工资收入变成“富人”、达到奢侈和别人望尘莫及的水平，这工资该给多少？怎么核算？如果对人人都这么发工资，恐怕早破产了。——可见“富人”决不能单靠工资吃饭。单靠工资吃饭的决当不了“富人”。

“富人”基本都是“老板”，至少能自己给自己开工资。“富人”都是自己给人开工资（包括给自己开工资），而不是由人给自己开工资。所以“富人”手下无“富人”：让你们都达到“奢侈”，钱给光了恐怕都不够。那我呢？也就是说，“富人”的手下只能是“打工族”，每个富人必然对应着一群“富不了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了“富人”，至少有一群人就决当不了“富人”。凭这一点就可以说，要走“富人”之“富”的“先富带后富”没门。

亚当·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对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这一论断，“主流经济学家”们决不肯引用，更不会放进“大国崛起”。他们大肆吹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赞扬那只“看不见的手”，因为他们是专门用这“看不见的手”“捞世界”的“三只手”。——所谓“学术道德”、“学者的良知”不过如此。

公有制都是靠工资吃饭。既然靠工资吃饭可以实现“富裕”，那就是说，靠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便能够做到人人“富裕”。这就是说，“富裕”之“富”与公有制不矛盾。也就是说，以公有制为主、“节制资本”可以做到整个社会人人“富裕”。这种“富裕”之“富”是没有穷人、没有“富人”、大家都“富裕”的“富裕社会”（或曰“小康”）。

既然靠工资吃饭当不成“富人”，那么要走“富人”之“富”就只能靠私有制，而且是大规模、无限制的私有制——规模小了不行，受到制约了不行，个体户、小业主、小老板那样小打小闹的顶多达到“富裕”，当不成“富人”。只有达到“富得流油”、“富可傲人”、“穷奢极欲”的水平才有资格当“富人”。“富人”之“富”只能允许少数人当“富人”——“富人”与“穷人”是对立统一：没“穷人”何谓“富人”？有“富人”就必有“穷人”。每造就一个“富人”就必然剥夺一群穷人“富裕”的机会。假如现在农民收入一万元就算富裕，那么每多一个亿万富翁就意味着剥夺了一万个农民富裕的机会。也就是说，“富人”之“富”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一旦走上“富人”之“富”的路子，阶级分化、社会分化、矛盾激化等等客观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这一切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任何花言巧语都掩饰不了的。

“富裕”之“富”与“富人”之“富”，一个容得公有制，一个容不得公有制，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有“富裕”之“富”就没有“富人”之“富”，有“富人”之“富”就没有“富裕”之“富”。中国一旦走上“富人”之“富”就休想做到“全民富裕”。想靠“富人”之“富”实现“全民富裕”是“缘木求鱼”。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是弥天大谎，是极其阴险卑鄙的理论诈骗。

茅于轼主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富人，这个国家就没有富人了，就变成穷人国了！”、“张维迎是非常同情穷人的”——真正同情穷人是使天下无穷人，即：认同既无“穷人”又无“富人”的“共同富裕”之“富”。只要认同“富人”之“富”，那就是认同制造穷人。茅于轼故意把人们引导到该如何对待“富人”与该如何对待“穷人”这一话题上。只要争论起该如何对待“富人”和“穷人”，那就已经中招了：因为这个话题的逻辑前提是认可“致富”之“富”乃“富人”之“富”。就这一下便足以使人不知不觉把既无“穷人”又无“富人”的“共同富裕”排除在外，忘掉这条规律：有“富人”就不能有“共同富裕”，有“共同富裕”就不能有“富人”。

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能既有“富人”又能大体上实现“富裕社会”呢？

因为一直有像中国这样的傻B在“舍己为人”地给“补贴”——乖乖迎合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去“全球化”、“国际接轨”：中国每创造100元财富，人家就拿去99元，（足够人家补贴出个“富裕社会”了）。中国剩下的这一元，九毛九归“富人”，留给“打工族”一分钱养家糊口。口口声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既不碰那99元，也不碰那九毛九，而是专打这最后的一分钱的打主意，整天琢磨如何再扣掉几厘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告诉“打工族”：只有把你们的“一分钱掰两半”，“贡献”给“富人”一半，你们将来才能当上“富人”，这叫“先富带后富”。

为什么人家能从中国拿走那99元？因为这是人家的“规矩”——比方说，你造裤子质量再好也只能卖10元。同样的东西人家贴上自己的商标牌号就能卖200元。人家什么也不花费，就凭这牌号赚死你。因为这是人家说了算的“全球化”，只认人家的牌子。挣钱得按人家的规矩办，花钱也得按人家的规矩办，甚至不花钱也得按人家的规矩办：辛辛苦苦挣了点钱，然后呢？还得听人家的：买美国国债？存美国银行？买美国股票？人民币升值？房地产投机？一大堆规矩，一大堆陷阱，叫你没钱头疼，攒了点钱照样头疼。虽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却左右为难，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动不动就赔上千亿——挣钱、花钱、存钱、玩钱的规矩全是人家定的，主动权全在人家手里，不管你怎么跳都跳不出人家的手掌心。人家管着规矩，有票子占你的便宜，没票子还占你的便宜。你欠他的时候你吃亏，他欠你的时候还是你吃亏。他可以打白条、印票子、金融风暴、贬值赖账随心所欲，哪种情况都吃不着亏，而你哪种情况都占不着便宜——明白西方国家是怎么实现又有“富人”又有“富裕社会”的了吧？中国有人给这种“全球化”的“补贴”吗？就凭那可怜的半文钱，能实现“富裕社会”吗？

让一个社会“人人富裕”行得通也做得到。让一个社会人人“富人”则行不通也做不到：逻辑混乱不说，社会承受不起。地球承受不起。西方国家有“全球化”的“补贴”，才能既有“富人”又有“富裕社会”。中国在“全球化”中只有“补贴”别人的份，没人来“补贴”中国，所以中国没办法实现既有“富人”之“富”又有“富裕社会”。有“富人”之“富”就没有“共同富裕”之“富”。有“共同富裕”之“富”就没有“富人”之“富”。只有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裕”之“富”才能坚持公有制为主，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和谐富裕，才能避免走向社会分化、矛盾对抗。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则必然摧毁公有制，必然实现无制约的私有制，必然造就大批穷人，必然造就贫富对立，必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分裂社会，必然引发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后必然形成对抗性矛盾。

只要不是贪官，从理论上讲不管官多大也只能靠工资吃饭。一个社会如果推崇“富人”之“富”，那只靠“死工资”吃饭的就会被视为“次等”，当官的也不例外。作为离不开“威信”二字的官员，手里有权而又低人一头，这能让人心理平衡吗？在这种大环境下能保持心理平衡、无动于衷的能有多少？而“富人”既成了社会的主流，你能指望他们当真尊重只靠工资吃饭的人吗？不管是部长省长还是司令政委，在“富人”眼里都不过是挣工资的“打工族”、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的一类。“富人”尽管为了需要可以花高价向官员行贿购买权力，但心里明白：这跟花钱买娼妓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在一个推崇“富人”之“富”的社会里，单纯靠工资吃饭的官员是被瞧不起的：社会主流——“富人”从心里瞧不起他们，只是利用他们。他们要保持心理平衡就只有三种选择：1、坚持操守，无动于衷。2、也当“富人”——既当官又当“富人”。既然只靠工资吃饭就当不成“富人”，那就只有利用权力贪赃枉法。3、我当不成“富人”也不会给你好气受，有机会就利用手里的权力给你点颜色，叫你不敢小瞧我。——不管怎么“制约权力”，你也没办法制约这“心病”。——“心病还须心药医”。这种“心病”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就不存在：大家志同道合，地位相当，平等相处，没什么想不开的。所以推崇“富人”之“富”的社会想让权力机构清廉有效、平等尊重“富人”与其他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杜绝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富人”，为自己一家子巧取豪夺找根据。一个说：“以私有化为纲”。一个说：“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一个说，要学会“科学”地压榨，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一锤子买卖，而要“细水长流”、“可持续剥削”、世世代代不断线。“三结合”到一起，就凑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绝对排斥毛泽东思想的“私有化特色理论体系”。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于“准战争年代”，在没有取得“隐形世界大战”的胜利、冲破冷战的包围、为中国创造出和平环境之前，无法把“富裕”提上日程，所以老百姓的日子相对而言确实较苦。但那是战争年代的那种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必须的苦，是战争的代价，也是战争胜利的需要——如果战争年代的中国出现了“富人”，那才岂有此理呢——但毛泽东时代坚持走的路是“共同富裕”——“富裕”之“富”。只要在冷战结束和平来临后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必然是人人“富裕”——没有“富人”，但也没有穷人，更不是“穷人国”。——茅于轼说“打倒了富人就只剩下穷人”，这是玩弄文字概念游戏故意骗人。只有“富人”之“富”才会有穷富对立，非此即彼，非“富”即“穷”。“共同富裕”之“富”就不存在“不富即穷”。

——“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分两部分：已经经历了的和尚未来得及经历的。前一部分是“准战争年代”，后一部分是“共同富裕年代”。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必要准备。所谓“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只能是指已经发生了的那部分，即“准战争年代”。平白无故让和平年代的人过战争年代的生活，当然谁也不会愿意。但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将来某一天中国被迫处于战争状态，那就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愿意也是那样，不愿意也是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是愿意象毛泽东时代那样人人平等、齐心协力、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还是愿意象国民党时代那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贪污横行、物价飞涨、多数人饥寒交迫、流血拼命而少数人作威作福大发战争财、国难财、人命财？让你吃苦流血拼命以便让别人躲在一边享福敛财，你愿意不愿意？那时还会说“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之类的讽刺话吗？

既然口口声声“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那就是说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已经发生过的那部分了。也就是说，不愿意中国处于战争年代或准战争年代了。但坚持“富人”之“富”已经使中国社会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持续激化，正走向全面对抗。各种利益集团无视国家利益，肆无忌惮内外勾结祸国殃民。“政令不出中南海”，各路诸侯自行其是，对中央阳奉阴违。“人权高于主权”意识大行其道。民族凝聚力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如果一意孤行，沿这条路一直走到黑，那社会撕裂、国家分裂、爆发内战是免不了的。那时就只能靠毛泽东的一套来收拾残局了。这不反而实现了“回到毛泽东时代”了？主观上拼命想避免的东西客观效果上却是在为其变成现实而创造条件——这就叫“适得其反”，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只有按毛泽东的主张，坚持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认同“富裕”之“富”而不认同“富人”之“富”，那才能避免中国社会的崩溃，自然也就不存在“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不是“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前进走向毛泽东时代”——走向当年的“毛泽东时代”尚未来得及实现的那部分：“共同富裕”。

十二、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

1、反右

反右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时代背景：1957年。“准战争年代”。美国的封锁禁运包围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美军长期进驻台湾。两年前的1955年，中国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对中国搞核讹诈。一年前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苏分歧开始。匈牙利事件爆发。国内剿匪尚未完成。——总之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大环境”。

右派的核心主张：

——“党派轮流执政”。

——“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回来。”

——“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

——“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

……

结论：“准战争年代”。美国的核讹诈阴云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迹未干。公然闹着让共产党下台——大敌当前窝里反，这叫什么？这叫政变。这就是问题的性质：战争期间的政变。

且看这一段文摘：“对于中国新政权到底‘能撑多久’，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曾经做过一次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政权在未来五年内没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按美国国务院1949年的估计，美国的封锁禁运将为中共政权在五年之后“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1949年的“五年之后”是1954年——离1957年只差三年，正属于美国人估计的“五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这一期间。也就是说，右派的政变正发生在美国人预期的时间内。美国人的结论：美国当初的预计准确。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有效。共产党政权即将垮台。结果：坚定了美国通过封锁搞垮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加紧封锁。后果：增加中国饥荒年代的困难。

有人说：不对，右派在是帮共产党整风。是你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

这就如同展销会闹成了哄抢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让你来参加展销，没让你来聚众抢劫。你能说因为一开始是你让我来的，所以你无权拘捕我？你能说抢着东西的是少数，所以其他参与起哄推挤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战争时期闹政变，该如何处置？

当初国民党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杀绝共产党”——那时共产党还不肯抓枪杆子，还避免闹暴力。4·12发生地上海并没有什么工农“过激行动”。共产党正跟国民党并肩战斗闹北伐，没有提出要国民党下台。一句话，国民党是因与共产党政见不合，立刻动了刀子。

如果共产党也按国民党1927年对付自己的手段来对付1957年的右派政变，那会如何？——既然是“准战争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紧急状态”为根据“军法从事”。——毛泽东这样做了吗？

有人连篇累牍说共产党如何如何残暴，右派家属如何如何受牵连，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杨开慧亲属的这段回忆：

“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评论：右派家属遭到过这种待遇吗？

——再看看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这段对徐海东的采访：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

评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如此事实面前，咒骂毛泽东对右派“残暴”、“株连家属”的哭天抹泪是不是有点太软弱无力、太虚伪了？

“伤痕文学”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右派们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无害而可怜”。然而文学中的优美进了现实就未必了。说“无害而可怜”，一旦大权在握立刻凶相毕露，“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扩大内需”、“公务员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论”等等“理论”全是在这一时期出笼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成风、造假成风、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剧烈激化、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等等令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现象全是在这一阶段形成气候的。号称“清廉”，实际呢？手下金融大将个个巨贪，老子当头号大官儿子当头号买办——一个当婊子一个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双收，虚伪透顶。对内一副凶神恶煞“经济沙皇”的“铁”样，对外呢？不但“铁”不起来，而且软烂如泥，奴颜婢膝送上门去求人“消气”——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主动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出如此丧权辱国的勾当、如此心安理得而且还如此兴高采烈？这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下岗工人的评价：毛主席当年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让当年的右派现在有机会回来搞阶级报复。——整个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当共产党在爬冰卧雪浴血奋战时，“精英”们舒舒服服地远远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观，顶多不疼不痒地吆喝两声。等共产党打下天下，他们马上跑来伸手要这个天下：我是“精英”，“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茅于轼），所以你流血牺牲打下的政权应该归我。给就是“民主”，不给就是“独裁”（——又是那套“用虚的捞实的”把戏，用一句虚的“民主”白捞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权。）毛泽东没答应，于是就“罪恶滔天”，就一切都被丑化，就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无非要“证明”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遵循“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恶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说事，污蔑毛泽东，不过是“继承先辈遗志”，继续玩弄“以虚捞实”的把戏，将诈骗进行到底。

那么“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也是对的了？当然不对。不但不对，而且是阴谋，大阴谋。反右是阳谋，“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是阴谋，是阳谋中的阴谋，披着阳谋外衣的阴谋。毛泽东只决策了反右，而具体安排、制定标准、规定执行细则的是“八大”后刚刚上任、急需“政绩”的书记处总书记。搞“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对他有好处：第一，创造了“政绩”——抓了右派多少多少万，成绩大大的。第二，先制造冤案，再甄别平反，最后来个“一风吹”，受害者便以为让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泽东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标抓右派”的人——人家后来给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见是好人。所以对他感激涕零，而对毛泽东永远耿耿于怀。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这么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离间了知识分子和毛泽东，自己乘机邀买人心——难怪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总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泽东头上扣。第三，暗暗夺权——“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制造大批冤案的后果是从此人人自危，党内普遍的教训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不管正确与否，千万不可得罪党组织内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功德。）刘少奇的“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党员的金科玉律——当“工具”不够，当“驯服工具”还不够，还得加上个“自觉”，当个“自觉”的“驯服工具”才合乎要求——这样一来，一切都由直接掌管党务的说了算，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立刻说话不算数了，不管发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指示，不经过主管党务的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就一概行不通。党政实权便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掌管党务的副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年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搞“共产风”、“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歪风时不管怎么打招呼怎么批评都不管用，连开了八届六中全会纠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贯彻不下去：谁也不敢得罪主管党务的刘少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明知“浮夸风”、“共产风”不对，但只要刘少奇坚持，就谁也不敢违抗。这才是“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的真正后果，所以说这是阴谋，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泽东，架空毛泽东，自己乘机夺权。“第二司令部”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2、“饿死三千万”

“饿死三千万”是个非同小可的罪行。既然涉及犯罪，那按“精英”们声嘶力竭鼓吹的“法治”，应该先“无罪推定”，再出示证据：犯罪事实、犯罪动机、主谋、帮凶、策划、实施、是否包庇凶手……一切都必须以板上钉钉的确凿事实说话，而不能以含含糊糊的蛛丝马迹、凭空的想象和推断充数。——“精英”们既然那么关怀黑社会头子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那涉及毛泽东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时至少也应该“一碗水端平”。

“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出处何在？证据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显然是人云亦云。能够确定的事实是：“三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的确饿死了人。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是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饿死人的原因并非无粮，而是夺粮——这两个省负责人先虚报产量显示“政绩”。为了保护“政绩”，把民间的口粮调走充数，导致老百姓挨饿，并对上封锁消息隐瞒实情，对实际情况置之不理无动于衷，最终造成大批人饿死。——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缺粮导致挨饿”与“夺粮导致饿死”。

“缺粮导致挨饿”不一定就“饿死人”，不能确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夺粮导致饿死”则已经饿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毛泽东参与了“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中央文件？书面指令？口头命令？暗中鼓励？事后包庇？恰恰相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见到的倒是如下事实：“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这二人都因“夺粮导致饿死”而受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厉指责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去世后）又都被“平反”，而且评价极高：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李井泉则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夺粮导致饿死”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却包庇了罪犯。谁包庇的？显然不是毛泽东。能把“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栽到毛泽东身上吗？

“缺粮导致挨饿”是谁之过？“反反冒进”、“浮夸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共产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么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

网友“数学”的文章“关于‘亩产万斤’评价一下思闻和天父的材料”和黄岭峻先生的文章“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资料，很能说明问题，故不惜篇幅全文附后。（附录一、附录二、）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足以说明一切。故也附录于后（附录三）。

根据这些资料，充满“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浮夸风”的宣传集中发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这三个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是毛泽东的布置或授意。（拼命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就是如今大骂毛泽东、鼓吹“自由化”的胡绩伟——从“极左”跳到“极右”，这就叫无耻文人。）事实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倾向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无效。开了郑州会议专门纠偏，无效。最后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纠正亩产万斤的错误和“共产风”的错误。也就是说，从出现问题到开中央全会正式下文件纠正问题一共六个月。而那些弄虚作假的数字都是来自下级的汇报和“专家”的“论证”。如果说毛泽东有错误，那就是在一开始某些场合对来自下层的若干汇报和“专家”的“学术见解”将信将疑，没有立即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换句话说，毛泽东的责任是最多三个月的“纠正不力”。（厉以宁在“强国论坛”里承认“改革”“工作中的经验不足”、“在改革中我们忽视了一些问题”、“我们当初的认识有局限性”——对毛泽东近三个月的“纠正不力”，“精英”们大肆喧闹了近三十年还没完没了；而对“精英”、“专家”、“学者”们近三十年的“问题”、“经验不足”、“局限性”却不准有人们有哪怕一分钟的质疑，否则就是“否定改革”。这一对比就能明白什么叫“虚伪”，什么叫“无耻”，什么叫“颠倒黑白”了。）

十七大辅导材料“中央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里有如下一段：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0/31/content_6977120.htm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八大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较大调整。”

“（一）中央委员会除设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并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二）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八大修改的新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而改称为总书记。这样，就将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了，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了。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

“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他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说得更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那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会议一般也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综合这一切可以明白如下事实：

1、1956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迷信”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也有所反映，开始分“一线”“二线”。中央书记处算一线。毛泽东开始退居“二线”。“中央日常工作都由书记处负责”“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一切具体工作的部署安排实施，包括反右、“大跃进”、“一平二调”、“对苏联提前还债”等等均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经办。

2、邓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活动均由他负责，包括经济活动。

3、1958年“浮夸风”最烈的6月至9月，毛泽东正忙于部署8·23炮击金门，要忙于对付美国，要忙于对付赫鲁晓夫的“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以及接踵而来的中苏分裂，再加上思索打破美苏两霸冷战的包围等战略大计……这么多、这么大、这么紧急的事要办，未能及时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事出有因。

4、1956年起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和1959年起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属于刚升到“一线”的“新官”。最需要拿出“政绩”证明自己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需要通过1957年的“按指标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来显示“政绩”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50年代初到1956年八大前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线”“二线”。那几年中国建设发展平稳迅速，成就举世公认。毛泽东并不需要搞什么异想天开、轰动一时的“政绩”来证明自己。1956年八大分了“一线”“二线”之后就不同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接手“一线”的邓小平、刘少奇从1957年起是一年一把“火”：1957：“按指标抓右派”。1958：“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9：“反右倾”。此外还有“提前还债”——“小平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提前还债。80年代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还自夸说当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在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穷的四川省上缴粮在全国排列前茅，为小平主持总书记期间提前还债立下汗马功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1956年分了“一线”“二线”、毛泽东不再亲自主持“一线”工作后立刻出了那么多邪门的事——“按指标抓右派”、“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新上任的“一线”领导们的“政绩工程”。

有人说：毛泽东是最高领导。即便书记处是“一线”，具体部属了一切，那也是毛泽东的责任。

毛泽东并没有回避责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把责任兜到了自己头上。但毛泽东的责任是一时的“纠正不力”而不是“罪责”。

拿破仑说：

“一位统帅因为执行了远离战区、未明战事近况、或根本不知战况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在战斗中铸成错误时，他是不能推脱责任的。因此，任何一位统帅在执行命令时，如果知道计划不妥或有失败危险，就应向上陈述理由，请求修订计划，并不惜在最后以辞职力争，甚至宁可不干，也不要使自己成为毁灭自己部队的工具。”

“任何一位统帅，明明知道将要遭到失败而仍然按照上级命令进行作战，那就是犯罪。他在此时应该拒绝遵从命令。只有在上级发令人于发令当时亲身处于战场的情况下，军令才要求绝对服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发令人可以即时聆听反对意见，并且可向执行命令的将领作出必要的解释。”

“当一位统帅接到来自君主的绝对命令，并预料将让敌人获胜而使自己失败时，他对此一命令是否应该服从呢？答案应是一个‘不’字。如果统帅明白此一奇特命令的理由，当然是应该遵照执行的，否则，就应拒绝。”

由此可见即便“浮夸风”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那中央书记处也必须负责。因为书记处书记没有“拒绝遵从明知将要遭到失败的命令”，反而部署实施了错误的东西。不追究书记处书记的责任而责怪毛泽东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你打“的”，告诉司机向左拐。司机却向左冲上了逆行线。你赶紧告诉司机快回右，司机却向右撞上了马路牙子、冲上了人行道、撞死了行人。警察来抓司机，司机却说不是他的责任，因为是你让他这么干的，该抓你去坐牢——这种逻辑站得住脚吗？到底谁有罪？“一线”手把方向盘的司机，还是坐在后排“二线”指方向的人？对于处于“二线”后排指路的人来说，如果有责任，那就是：为什么用了这么个混账司机？

茅于轼说：“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

茅于轼在瞪着眼说瞎话。事实是当时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想方设法进口粮食救灾，不仅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而且积极谈判从美国进口。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说明：“至于进口，目前正在谈判，可能与美国签合同”。但美国政府坚持封锁禁运，不但不准美国商人向中国出口粮食，甚至于1961年2月3日下令美国公司不得给向中国运粮的船只加油。——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并没有一口回绝，而是“表示愿意考虑”向中国出口粮食，但有个前提：必须官方对官方，由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而不准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直接谈判。这实际就是拒绝：美国根本拒绝承认中国政府，怎么个“官方对官方”？这是逼中国政府先投降，承认台湾“独立”，然后再说——这一拖天知道要拖多久。到头来即便最后能从美国进口粮食，那也缓不济急，早错过时机、失去救灾的价值了。茅于轼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说“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

说到救灾，不妨看一看斯诺在《西行漫记》的若干描述：

“1929年的大旱”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噩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

“1939年的水灾”

“居住在中国中部变化莫测的河流流域的中国人，大约有九十万人死于水灾惨祸。一千二百万户家庭被毁灭，五千五百万人受灾。就在这个打击以前，干旱使一些省份赤地千里，饥荒使曾经是富裕之乡的西北大伤元气，蝗灾接踵而至，十四次内战使国家的经济结构遭受破坏，盗窃、抢劫、匪患横行，为扑灭共产党人革命进行的斗争已经历时两年，军阀统治下一片恐怖，那种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严重的无能，是本世纪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

“从前，如果庄稼遭灾，还有储存的粮食可以支持到来年播种的时候。当雨水充足时，河渠饱满，健壮的水牛在地里推动着古老的水车，滋润着可爱的田地。农民挑着水桶在自己的那片地里忙来忙去、喊着那奇妙的、勤劳的劳动号子。生活似乎是亲切的。但是，这些年以来，在大地上出现了掠夺成性的野兽。官吏们把骇人听闻的敲诈勒索合法化、称之为‘捐税’。兵士们也抢劫分赃。盗贼横行，粮仓空空如也。除了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以外，谁也没有什么银子，而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的银子也是深藏不露的。”

……

“个旧矿共有近50000名矿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隶。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干上几个月，他们的皮肤差不多变成青色，因为砷毒迅速的进入了体内。他们的平均工资每年约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抚恤金给予他的父母，数目也只有二、三美元。”

……

“我向自己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迷惑不解。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并不消极，他不是一个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计划、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起来战斗的。”

……

上述腐败阴暗的情况在毛泽东时代的救灾过程中发生过吗？而有些情景——如“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对今天的人来说是不是更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呢？

网文“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让我知道了一个事实：高粱为什么会逐渐消失。高粱不高产，缺营养，不好吃。但中国北方过去种得多，现在却越种越少。为什么？因为高粱极耐水涝、极耐盐碱。过去中国北方大地表面是平原，实际净是坑坑洼洼，动不动不是旱就是涝。洼地易积水。积水就易泛盐碱。这一切使其他作物都不好种，只好种高粱。为什么现在高粱种得少了呢？因为中国自1958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改造洼地、改造盐碱地、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改造了自然，可以种高产作物，不必再种高粱了。结果：“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再无大灾——碰上同样的气候不理想，过去为灾，后来就不为灾了，因为中国农业的抗灾害能力今非昔比了。——这一切靠个体户、小农经济做得到吗？没门——动不动就涉及几个县几条河的工程，没有成千上万的人谁干得了？靠机械化？当时哪来的钱？现在即使有钱，一算“经济效益”也受不了。那么是谁的功劳？第一，人民公社。只有人民公社才有这个组织能力。第二，人的精神：就凭人的肩挑手拉、一锹一筐、一步一个脚印，靠一个工分几角钱几分钱的报酬硬是改造了华夏大地。如果一切靠等靠钱靠设备，到现在也未必干得成。这才是真正的救灾，最彻底的救灾，一劳永逸的救灾，毛泽东式的救灾。

有人争辩说“浮夸风”直到1959年仍未制止，所以才有彭德怀的“万言书”。罢免彭德怀说明毛泽东拒绝正确意见，结果造成了饥荒。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已经正式下文纠偏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就是继续纠偏。彭德怀的“万言书”上说的东西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问题不在“万言书”本身，而在“万言书”之外。——既然的问题已经被认识到，毛泽东已经接二连三又开会又讲话又发表文件大力纠正问题，那还提问题就不是为了问题本身，而是为了追究责任——如同一个人走错了路，已经发现了，已经回头了，你却一再逼问：你为什么走错了路？这就跟走错路本身无关了。彭德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算旧账”——说过去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让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这就超出了万言书自身的内容，不但涉及了历史上的是非，而且涉及了人事纠纷，要追究责任。——仅仅一年前彭德怀刚刚以“反教条主义”为名逼刘帅检讨退位，现在会不会又要逼谁退呢？没资料，不知道。但庐山会议上未必没有人这么认为，尤其是以“大跃进”为“政绩”的。——当年在当年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激烈争论的人都有谁、都说了哪些等等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可靠的资料，不能妄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罢免彭德怀并非没有道理：中苏已经分裂，毛泽东必须对党内军内可能的亲苏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彭德怀在苏联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公开说过彭德怀是他的好朋友。彭德怀刚刚率领军事代表团访苏归来，马上就上庐山递“万言书”，而且扯到了人事纠纷，再加上跟一批高级将领伙在一起。这一切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并不奇怪。如果毛泽东因为这些而决心罢免彭德怀，那不能说没有道理。

“精英”们用“万言书”大做文章攻击毛泽东，完全是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为了证明茅于轼的论断——“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就必须证明“没有精英治理”必遭大难，就必须制造个“饿死三千万”的吓人罪名强加给毛泽东，就必须利用彭德怀的万言书来证明一切都是毛泽东之过。这是在“杀鸡吓猴”，借妖魔化毛泽东警告中国今后的一切领导人：谁敢得罪“精英”谁就没有好下场，不世之功会变成滔天大罪，苍蝇会变成大象，白的会变成黑的。而如果赞同“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则即便有“饿死三千万”的大罪也会被“精英”们“隐恶扬善”、“为尊者讳”、“文过饰非”、“化腐朽为神奇”地嫁祸于人。所以才会出现毛泽东三个月的“纠正不力”被揪斗了几十年，而毛泽东几十年的不朽功勋被一笔抹杀等冤案。——这一切都是“精英”们实现“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这一政治目标的需要。

那么彭德怀是否冤枉呢？

在今天的“事后诸葛亮”们看来，是有些冤枉。但当“事后诸葛亮”容易，当“事先诸葛亮”难。在没有条件从容查清一切时，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大局，有时采取断然措施防患于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这如同战场上的误伤：如果能够慢条斯理地弄清一切，自然不会误伤。但既然没有条件去慢慢查清楚，那就只能根据当时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好资料当机立断，宁可承受误伤的损失也不能因怕误伤而给敌人可乘之机——美军装备那么现代化，也照样不能避免误伤。

好人受冤枉是最不幸的事。但社会自有其规律，战争自有其法则，很多情况下避免不了不幸。有些平时看来理所当然的事，特殊情况下就容不得。比如婴儿啼哭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无权制止。但抗日战争反扫荡时多次发生过母亲为了避免婴儿啼哭暴露目标被日本鬼子发觉，不得不把要啼哭的婴儿捂死了——平时最正常的“啼哭权”在特定条件下就容不得。这对于婴儿来说的确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委屈。但当时当地的情况就是：是一个婴儿的委屈重要，还是一群人的生命重要？

又比如现在人们关于以往革命战争时期的“肃反”几乎是众口一词一边倒地全盘否定，简直骂得一塌糊涂。这就有片面性，缺乏具体分析。首先得看具体的历史环境。比如土地革命时期，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整个社会一片恐怖，背叛、出卖行为不少，稍有不慎被叛徒内奸特务钻了空子就会一死一大片。而当时的条件下又不可能从容周密地到全国调查每一个可疑对象。那就免不了经常面对这种选择：是个人的清白重要，还是更多的人的性命重要？这是严酷的环境强加的选择。另一方面，共产党1927年才开始搞武装斗争，一切都刚开始学习。谁能要求一个人一跟头就从外行变成内行，从门外汉立马变成肃反专家，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主流经济学家”改革了近三十年还没学会改革呢，还承认“认识有局限”呢。）再加上国民党大屠杀激起的普遍仇恨和急于报仇的情绪，这就导致一些冤案难免。但很多当时条件下受过冤枉的人都理解：这是客观环境所迫。如果换了自己也会同样处理。所以这些人虽然受了委屈，但多数并不因此而投敌，以至于国民党都奇怪：这些人国民党要杀，共产党也要杀，为什么还要跟着共产党？

再比如说对当过俘虏的自己人。过去靠“小米加步枪”对付现代化，打仗全凭一股气。一旦士气受损，那就没办法打仗了。而在当时情况下怎么可能有条件有时间慢慢调查，弄清楚那些当过俘虏的人是否是人家故意派回来败坏士气的？这同样面临着一个“是个人的清白重要，还更多人的生命重要、部队的士气重要、战斗的胜利重要”的抉择问题。过去对当过俘虏的自己人那么严厉，同样是环境所迫。等环境不那么严酷了，要求也就不那么严厉了——对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时当过俘虏的中国军人的处理就与以往不同。这同样是环境的产物。在今天的和平时期看来蛮不讲理的东西，在战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在极端严酷的战争条件下有时简直是必需的。

所有这些无非是关于如何看待彭德怀的遭遇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就应该制造冤案，就应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正是毛泽东历来是最反对的。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是一整套一整套的：人民内部矛盾、党政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连对待敌人和叛徒都有明确规定：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虐待俘虏、对叛徒，如其悔改，还可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一贯主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朱德、陈毅、周恩来等都曾经反对过毛泽东，但最后都团结到了毛泽东周围。毛泽东处理干部历来是“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被喻为“热加工，冷处理”。要说与人为善，做得最好的是毛泽东。而其他人就不然了。不信看看现在最时髦最红火的“理论书”，可有如此详尽完整的主张？可能用来指导处理各种关系？

《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号称“王疯子”。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主动伏击日寇“皇军战地观摩团”就是他的杰作。战功累累却不幸“英雄难过美人关”，闹着离婚娶小姨子，被一状告到刘少奇处。结果：开除党籍，一撸到底，下放农场劳动。——喜新厌旧闹婚变是不对，不听党组织劝阻是有错，但错不至此。就凭这就把个有功之臣整成那样，如此冷酷无情，为什么？“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你不是功臣，是工具。所以毫不留情。——如果是毛泽东经手，会如此心狠手辣吗？

至于那个“人民的儿子”，只要看下述时间和随之而来的事实就行；1956年升迁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浮夸风”、“反瞒产”、“调粮导致饿死”、“提前还债”。1975年第一次复出——下令武力围剿云南沙甸回民。1978年第二次复出——1979年打越南。1989年第三次复出——大兵进京。——四次掌大权，四次立刻杀人。几何上两点确定一线，三点确定一面，四点确定一体。而这里的历史上的四个点能确定出个什么样的立体形象？俗话说“可一可再不可三”。一次两次是偶然，再三再四就是规律。什么规律？凶神。心狠手辣的凶神、死神。只要一掌权，必定要死人。最多死了多少？“饿死三千万”。什么“人民的儿子”？“龟儿子”！阎王鬼子！这样的凶神恶煞跟大仁大义的毛泽东能相比吗？把“饿死三千万”的罪名强加给毛泽东，这难道不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3、“文化大革命”

首先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彻底否定”了，“肃清‘三种人’”了，文革时期的一切推倒重来了——这难道还不算失败吗？

为什么失败？

因为这是一场超越了时代的革命。

——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有多迫切的革命的要求。上头号召了，报纸上宣传了，就跟着干了。

——更关键的是谁都不知道如何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走资派”？谁是“反动学术权威”？没法判断：按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官员个个都是清官，没一个够资格算坏蛋。所有的官员都一样地说拥护毛泽东。要从这里边挑出坏人来，靠X光都分不清。这就好像两军交战，一样的外观，一样的服装，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口号，一样的目标——到底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当兵的说不清，当官的也说不清，结果净是自相残杀，净是好人打好人，打来打去打得好人都学坏了。大家都受不了了，都觉得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于是集体抵制了。遭到群众普遍抵制的革命当然进行不下去，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当时看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很得人心的：不折腾了，安安静静过日子了，不是挺好吗？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人们忽然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不再是那么荒唐无稽、那么不可理喻了。相反，当初死活弄不清的东西现在竟然渐渐清晰开朗起来了。

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大鸣、大放、打字报、大辩论，过去觉得是无法无天，现在呢？只问一句：会不会上网？天天上网不上网？

——如果不会上网不上网，那什么都不必谈了：落后于时代、属于上个世纪的老古董，。厉以宁说“要顶住互联网”，这相当于工业革命初期手工业作坊的工人闹着砸机器，属于对抗科技文明。如此被现代科技淘汰的活化石、兵马俑、木乃伊一般的“学者”，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

——如果会上网、天天上网呢？那就恭喜了：您口头上也许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行动上却在天天积极参加着当代的“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当时没有互联网，只能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

而如今的互联网呢？干的恰恰是同样的事。任何人，只要有机会上网，就可以畅所欲言，发表意见，揭露阴暗面，不折不扣实现了“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发社会的阴暗面”。这跟“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有区别吗？本质上毫无区别。要说区别就是现在的“网上文革”比“文化大革命”的“四大”方便得多，有效得多，转播迅速得多，广泛得多。也就是说，唯一的区别是用现代技术——网络取代了文革的“四大”。所以说网络就是现代化的“四大”，上网就是参加现代化的“文化大革命”。

又比如，如果现在要弄清楚谁是“走资派”，谁是“反动学术权威”，立刻千夫所指，毫不犹豫。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最恨谁？贪官污吏，以及专门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无良学者”——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

当年“文化大革命”要打击的，正是最令今天中国老百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他们的本质和危害，毛泽东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看透了。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则错了吗？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太超前了，远远领先于时代，远远超越了当时人们的领受能力。俗话说，领先时代一代会被当成天才，领先时代三代则会被当成疯子。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当时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几乎没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当然更不知道该如何干，干起来岂有不乱之理？超越时代、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只能失败。

别看我现在是铁杆“毛派”，但当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可是一点也不理解，没少发牢骚，没少讲怪话，没少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严酷的现实改变了我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还讲点良心，只要还讲究点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不能不承认（哪怕是痛苦地承认）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宗旨没有错。执行中的问题不能影响“战略目标正确”这个本质。当年的毛泽东远远超越了时代。但毛泽东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悟过来，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论信念刻在历史上，让后人慢慢领悟觉醒。为此宁可自己一时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谩骂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牺牲自己，教育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颇有点类似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在一边欢呼的愚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年的耶稣被钉死了，其信仰却复活了，曾经欢呼处死他的人的后代不少人后来却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更讽刺的是，同样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又复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越来越明显。当时因技术条件限制而做不到的，现在不在话下了。当时人们不理解的，现在都不难理解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字眼虽然现在被妖魔化了，让不少人一听就要跳，但其实质内容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九十年代中国的强迫征地、强迫拆迁、下岗、买断工龄、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极端分化等等比现在严重得多，嚣张得多，引起的社会关注却比如今少得多，遭到的抵制更没有今天这么大。为什么？当时互联网在中国不普及，没有“网上文革”，把握着“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严密封锁了消息，颠倒了黑白，一切矛盾都被掩盖了，任凭他们“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今天不同了。有了“网上文革”。“主流精英”的话语垄断和信息垄断被打破了。他们想为所欲为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呼风唤雨，招摇撞骗了。没有互联网，他们说什么是什么，神气活现，傲慢嚣张。现在呢？“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这些词汇不是已经臭不可闻了吗？“重庆钉子户”僵持了几年，网上一登，半个月解决问题。这一切都是谁的功劳？互联网——“网上文化大革命”。没有互联网，指望平面媒体发善心，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对比九十年代和今天的现实，现在人们还离得开这种“网上文化大革命”吗？

“饿死三千万”是“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政绩工程”的结果，天大的罪名却被巧妙地强加给了曾一再制止那些歪风的毛泽东，以至于人们普遍一提到“大跃进”就联想到“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提到“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联想到“饿死三千万”，一提到“饿死三千万”就联想到是毛泽东的责任，而对“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政绩工程”真正的始作俑者——刘少奇的责任一无所知。毛泽东这才发现自己一直相信倚重的助手原来竟是如此阴险狠辣，才发现原来真正的敌人在党内、在身边——难怪毛泽东从此以后把注意力从党外转向了党内。

但此时刘少奇已经非同小可：党务专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员必读；刘的一举一动代表党——全党都必须服从：“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饿死三千万”的罪责已经被巧妙地安到了毛泽东头上，而刘少奇却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替毛泽东收拾了拦摊子、把中国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解救出来的“务实专家”。毛泽东的一切指示主张刘少奇均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按程序召开党代会在党内较量，刘少奇几乎稳操胜券。刘少奇自己也清楚，难怪他1966年7月19日公开宣布，要保护“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此时毛泽东的大战略——使中国冲破美苏冷战的包围、通过中苏论战+援越抗美打战略翻身仗的阳谋才刚刚有点眉目。这时刘少奇却准备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与苏联和好共同援越。这等于要永远把中国绑在苏联的战车上，永远对苏“一边倒”。这势必彻底破坏毛泽东的战略大计，断绝了中国称为“世界一极”、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这使毛泽东忍无可忍，决心与刘少奇斗到底。

如果按正常党内民主程序，刘少奇几乎赢定了。所以毛泽东采用了非常手段——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毛泽东的阳谋——打破美苏两霸冷战夹击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一极的战略目标实现了。毛泽东的代价：牺牲自己的一世英名，长期被人误解，直到现在。

文化大革命在今天还有意义吗？

记得小时候有一首儿歌：“理发师，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成一个大秃瓢。”【薅，hāo,拔除，编者注。】

如今已经“政令不出中南海”——当然，只是于国于民有利的政令。凡对利益集团有利而对老百姓不利的政令，如“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涨价”等，那绝对一帆风顺，执行得飞快，决无出不了中南海的问题——如果“各路诸侯”公然造反倒好办，武力讨伐就是了。难就难在是“和平对抗”——只跟你软磨。你拨一拨，我动一动，动也只动在表面。比如矿难，出来了就抓，不出来不管，只跟你瞎糊弄。反正你没办法自己来抓。贪污腐化案也是如此：如今的贪污腐化、两极分化、矛盾激化已经遍地开花。靠专案一个一个地处理，那就等于“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掉一根，长出一把；薅完一个，冒出一堆。看你能不能亲自来“一根一根往下薅”。这一切实际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失控：你的一切政令都行不通。结果：各地缓慢地走向分离分裂，社会走向对抗崩溃。

如果中央政府决心决不允许“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局面发生，就只能面临一种选择：如何根本扭转。结论只有一个：要么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政府的强力干涉下把地方各级机构推倒重来，来个自下而上的彻底解决；要么等死。也就是“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灭亡”。就像当年的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与“文化大革命”之间做一选择。

（当然，按照“精英”的药方，还可以“民主制约”，“增量民主”解决一切。但那样只能瓦解得更快：在一个满地骗子的社会搞“自由竞选”，不分崩离析才怪。）

十三、一场空前的民族危机

冷战结束了。苏联解体了。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忙得不可开交。目前似乎不存在来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足以威胁到中国生存的大患。那么中国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不能。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至”。外部威胁减退是好事，但也有另一面。根据中国的历史教训，外患减退之日，便是需要警惕内乱分裂之时。大敌当前能促进中国人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外来的压力反而加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一旦来自外部的压力消退，那这种凝聚力的助力也随之而去。中国能否继续存在而不分裂瓦解，全靠中国自身的凝聚力。物质上的凝聚取决于经济利益的一致。精神上的凝聚力取决于民族认同。

目前中国的凝聚力，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正在受到空前的挑战与破坏。

1、物质方面：

中国现在当“买办”最吃香——既然以追逐“富人”之“富”来“致富”，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

网络文章“918事变的教训”里关于“买办”有几段话非常精辟：

“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蒋介石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厂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决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介石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御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淞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

说明一句：这里说的“买办”，指的是“官僚买办”——不错，买办的性质就是为外国谋利益，不是为中国谋利益。但外资外商的正当雇员通过正常商业活动在中国为外国谋利益是一回事，中国的官员与外资外商内外勾结里应外合损害中国利益为外国谋利益是另一回事。一个合法，一个非法；一个两相情愿，一个动用权力强迫中国做牺牲。普通买办不一定是中国的敌人；官僚买办必定是中国的敌人。

是不是官僚买办不能看表面形式，而要看整个买办过程中有没有权力参与加利益转移。只要有，那就构成了官僚买办。不管是“家族分工”——“老子当官、儿子买办”、是“互助组、合作社”——“你给我办事，我安排你家属出国、就业”，是“友情协作”——“互相帮忙”还是“一次性交易”，只要涉及钱权交易，那就是官僚买办。

现在中国“老子当官、儿子买办”的情况还少吗？外资外商通过这种“曲线买办”左右中国决策强迫中国牺牲中国利益的事还少吗？中国社会以当买办为荣难道不是事实吗？面对如此强势，如此吃香的官僚买办集团，中国的民族利益何在？中国的物质凝聚力何在？

2、精神方面：

中国的“主流精英”正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地全面围剿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以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妖魔化中国的一切民族英雄，全面美化中国的一切民族败类。

使中国避免了1945年被美苏两霸瓜分肢解的命运、最终将中国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变为“世界一极”的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却遭到中国“主流精英”有史以来最卑劣最无耻的诬陷诽谤妖魔化。

“主流精英”无孔不入地把1949年以来的历史描绘得如同一个荒诞神话：毛泽东夺得政权后就没干好事：“杀人放火”、“镇反”、“反右”、“闭关锁国”、“一边倒”、“替苏联跟美国打仗”、“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文化大革命”、“勒紧裤带输出革命”、“不顾人民死活造原子弹”……总之是个到处搞破坏的头脑发昏的疯子，直闹得天怒人怨、“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等毛泽东去世，地下拱出个土地怪，口中一通念念有词，大叫一声：“改革开放！”顿时中国春暖花开好事全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满地馅饼，“国际接轨”、“全球化”、“世界工厂”、“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从此人人向善、个个虔诚、处处一片歌舞升平，中国一跟头就成了“世界大国”、“责任大国”……（“主流精英”们如同一群耗子，把一个完整严密、充满因果关系的历史啃成一地碎片，每只耗子各叼一片到处卖弄：我这一片就是历史！——按照他们的碎片去了解历史，只能看到一个被耗子啃得歪七扭八变了形的丑八怪。）

不仅毛泽东，中国史上一切民族英雄也无不遭到丑化淡化、“重新评价”：狼牙山五壮士、黄继光、邱少云、岳飞、文天祥……而一切民族败类无不遭到翻案美化、“重新评价”：汪精卫、袁世凯、李鸿章、吴三桂、洪承畴、秦桧……完全再现了鲁迅当年的辛辣嘲讽——“玉中求瑕，屎里觅道”。

更严重的是最近的《色·戒》风波：一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抗日女英雄，一个“满门忠烈”、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故事，被个汉奸婆娘张爱玲歪曲成了个为性爱背叛抗日的叛徒娼妇，被个性变态导演李安拍成了个汉奸色情教学片——核心意思：“人权高于主权”——性爱是“人权”问题，“抗日”是主权问题。影片“激情”了半天，要说的就一条：为了性爱背叛抗日可以理解，应该歌颂，值得效仿。这还不是“人权高于主权”？——这一切本不足为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历来盛产汉奸文人，有这俩不多，没这俩不少。怪就怪在这部“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的汉奸色情教学片居然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居然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的前夕公开发行，居然受到“主流媒体”狂热叫好，为居然“并未引起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反弹”而欢欣鼓舞，北大学子看到《色戒》中喊出“中国不能亡”口号时居然哄堂大笑，官方居然对中国老百姓洪水般的指责抗议置之不理，居然禁止争论朝着“要不要国家民族认同”的方向蔓延，“有关方面”居然要求媒体在讨论中不能出现“汉奸”二字；居然立刻示威性地在“国家大剧院”安排公演汉奸婆娘张爱玲的另一作品《红玫瑰白玫瑰》……如果“有关部门”不是吃了台湾人的贿，那这一切就是正式的“官方表态”：《色·戒》与“十七大”要建立的“核心价值观”不但不矛盾，而且完全一致——否则何必如此力挺？这问题的性质就大不一样了。援引此例，类似的汉奸片都可以理直气壮纷纷出笼。肯定了《色·戒》，就认同了“人权高于主权”。那下一步呢？“绝对不抵抗”？

《色·戒》的客观社会效果是什么？且看如下评论：

——“爱情的珍贵表达其‘贞操’和‘性’，却要献给国家、民族的‘抗战’事业，个体与国家利益的要求就必定要牺牲一个女子的感情和身体吗？王佳芝只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已，一个肌肤相亲那么久的男子，要她完全的冷血，这本身也是抹杀了人性的要求。不管对于国家这个男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王佳芝来说，他仅是个疼爱怜惜过她的人，那一丝不知是否出于真心的温情，让她忍不住想要抓住，因为这正是她最渴望而又最缺乏的东西。那些口口声声国家民族的人，可曾对她有过一丝的关心么？”

——“那些批评《色·戒》的，诚如君言，是一群可怜的失去了灵魂为虎作伥的鬼而已，不值一哂。”

——“作为一个女人的王佳芝，她的身与魂，其个体在中国道德谱系中可见丝毫的存在空间？与易先生比，王的父亲和爱人甚至连一点、一丝虚假的关心与怜悯都没有。对于易的‘真假’，判别权利在王佳芝。而她最终是用生命的代价作出了抉择的。但看中国，不光彼时，亦在今日，又有几多须眉男人智慧达知‘自由’真谛，并了悟、珍惜‘选择’权利，敢用生命证实之的？”（——注：珍惜“选择”背叛、出卖的“权利”？）

——“真正的人民，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人性不是一堆大道理的空泛堆砌。”

——“凡是参加者（签名抗议公开信）都是无可救药的极‘左’分子！”

……

没有对民族英雄的认同就没有对民族的认同。没有对民族的认同就没有民族凝聚力。借口“人性”而否认民族英雄，这还不是公然破坏民族凝聚力？《色·戒》受到那么多“精英”的吹捧，肯定为“人性”而背叛国家的行为的观点如此泛滥，这样的情况在以色列、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可能吗？“胜利者不受责难，民族英雄不受诬蔑”，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如此丑化自己的民族英雄？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有“爱国贼”、“愤青”这样如此有“独创性”的“发明”？中国史书历来如何评价“诬陷民族英雄、迫害爱国志士”？“奸佞当道，残害忠良”。——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中有奸臣”，往往后果是什么？国破家亡。——这是不是民族危机？

（2）、用“文明认同”取代“民族认同”

凡真正爱国的，无不坚持一条：一切最后都要落实到有利于让中国好起来。

凡真正卖国的，无不坚持一条：一切最后都要落实到有利于让外国搞垮中国，还说这是在为中国好。

坚持“民族认同”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国文明的优秀部分是爱国。只要“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不要“民族认同”是卖国，甚至是种族灭绝：汪精卫也可以说他当汉奸是“认同外国先进文明”。欧洲人灭绝印第安人、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也可以说是在“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为“先进文明”扫除障碍，消灭“落后劣等种族”。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先进文明”，王明只“认同西方先进文明”而不要“民族认同”，所以一切听苏联的，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则坚持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认同先进西方文明”。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把“认同外国先进文明”置于“民族认同”之上是为分裂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台独”就是这个“理由”：留在中国妨碍了我的“人权”、“民主”、“自由”。“藏独”、“疆独”也都是这个“理由”。你把“认同西方先进文明”置于“民族认同”之上，那自然就承认了“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部分的任何人都可以以此为借口闹独立：既然“认同西方先进文明”高于“民族认同”，那我只要随便编个“理由”，声称脱离中国有利于我的“认同世界先进文明”，那就万事大吉。

“坚持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国文明的优秀部分”如同人吃饭：吃进自己肚子，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只要‘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不要‘民族认同’”如同把自己让别人吃，或把器官移植给别人：自己的命不要了，“认同”到别人肚子里了，由此也算“变成了‘先进文明’的一部分”。

“主流精英”们大肆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必须从‘革命高于一切’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实际也是在为搞垮中国制造理论根据。

第一，“自由”、“民主”、“, 人权”等等都是虚玩艺，没有什么靠得住的客观标准。“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人权”不“人权”全凭“精英”嘴上说了算，谁有“话语权”谁说了算，谁财大气粗谁说了算。俄罗斯为了当上“民主国家”，又是裁军又是“休克疗法”，价值成千上万亿的导弹、战略轰炸机、核潜艇说炸就炸，说拆就拆，说毁就毁。国外基地不要了，军队削减了，战略要地放弃了。忙活了半天，不知费了多少劲，美国仍然拒绝承认它是“民主国家”，又是北约东扩又是支持车臣叛乱……俄罗斯那么多倾家荡产的损失仍然换不来一个虚无缥缈的“民主”，最后终于死了心，再也不迷恋那个“民主”虚名，重新往回拣那些白白放弃了的实实在在的东西：重新武装、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巡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就为了那么个虚张声势的“民主”“自由”，白白丢掉了多少国家利益！这买卖亏得太大了。

这种“用虚的换实的”把戏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美国用它把俄罗斯耍得一愣一愣的。中国的“精英”们也不甘落后，同样狮子大开口：把政权交给我就叫“民主”，不让我当政就是“独裁”。——别看中国的“主流精英”们言必称“民主”，其实什么是“民主”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做不到。譬如北大，不是号称“民主自由大本营”吗？实际呢？“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用自己都实现不了的东西当国策，开什么玩笑？！但是人家就愣有本事把这种谎话说得一本正经。这就是“用虚的换实的”把戏的奥妙：你置之不理就是不“民主”，你信以为真就非解体不可。几句空话就能毁灭一个国家——以前没人相信，现在有俄罗斯前车之鉴，中国人能不相信吗？

第二、“主流精英”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都是假的。

他们的“人权”的实际含义是“精英”们要有“欺人权”。

他们的“民主”的实际含义是“精英”们要“主民”。

他们的“自由”的实际含义是“我自由奴役你”。

——且看这条报道：“工人为争取权益拒绝超时加班被指煽动罢工遭解雇”。

中国法律禁止罢工（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才会有“煽动罢工”这种罪名。无权罢工，就是说，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现在全国的“打工族”，不管是白领还是民工，动不动超时加班的有多少？无加班费或加班费微不足道的有多少？敢拒绝这种超时加班的有多少？）——什么人属于“不干也得干”？奴隶。奴隶有“人权”吗？按“精英”们说法，现在是“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的工人没有罢工权，究竟是工人的人权不算数呢，还是工人不算人？为什么“精英”这么多年闹“修改宪法”从来不关心什么“罢工权”，只关心“物权”？“精英”就是如此“保护人权”？“精英”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闹，“伤痕文学”满天飞。而现在工伤事故矿难伤亡人数比“伤痕文学”里的“精英”多了多少倍？“精英”们吭过一声吗？创作过“伤残文学”、“伤心文学”、“伤亡文学”吗？这一切难道不证明“精英”的“人权”只包括他们自己，实际是他们的“欺人权”吗？

——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张维迎说：“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这足以说明“精英”们的“民主”是什么玩艺了：他们说了算叫“民主”，他们说了不算叫“独裁”。“民主是个好东西”，“大民主”是个坏东西。——只有“精英”参加才叫“民主”，老百姓参加就叫“民粹”，叫“大民主”，叫“无政府主义”。预先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一切都必须由“精英”说了算，那还“民主”个什么？那不就是任凭“精英”们“主民”吗？

——“精英”一方面口口声声“言论自由”，一方面近三十年“不争论”。（还要“不争论”到何时？难道要以世纪为度量？）

有“话语权”的，“言论自由”得随心所欲。没有“话语权”的，近三十年不得出声。如此“言论自由”，中国“特色”，世界一绝。

把持“话语权”，坚决“不争论”——只许“精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结果：社会成了骗子社会，中国成了骗子国——不是说中国人人都是骗子，而是说中国人人都不知道谁不是骗子，甚至不知道谁大概不是骗子：现在不管是谁说话，不管其身份如何，不管是什么话题，不管是“虎照”还是“嫦娥照”，老百姓敢随便相信吗？碰上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得象破案：搜集证据，研究分析，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都被骗怕了。骗子太多了。上当太多了。为什么？把持了“话语权”的“精英”在“言论自由”的借口下滥用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变成了诈骗犯罪工具而不受任何惩罚。经济诈骗多少还有法可管（虽然经济诈骗犯落网的概率并不高，惩罚也不严厉）。思想诈骗、政治诈骗、学术诈骗则根本不受任何惩罚，一切都有“言论自由”罩着。结果：吹牛不上税。撒谎不犯罪。诈骗最实惠——“骗出一个体制来”。

“精英”整天说“阶级斗争无孔不入”的日子多么恐怖，而如今“说谎诈骗无孔不入”的日子就不恐怖吗？亲戚朋友、父母子女、夫妻兄弟……所有这些关系有多少没有被“诈骗”弄变了味？谁知道这些过去普遍认为最可靠的关系现在会不会被用来诈骗？过去的“阶级斗争无孔不入”至少还有光明正大的理由，还可以说是为国为公。而现在无孔不入的诈骗呢？

“骗子社会”的结果是谁说话也没人信。“谁说话也没人信”意味着谁说话都白说。“说话白说”等效于“不说”。“不说”等效于取消发言权。——发言权都被取消了，还有什么“言论自由”？滥用“言论自由”的结果等效于剥夺了所有人的“言论自由”——这就如同在大城市取消交通警察、红绿灯，说是为了车辆的“行驶自由”，结果是交通阻塞，谁也动弹不得，取消所有人的自由。“绝对自由”的结果是“绝对不自由”——这就是“精英”滥用“言论自由”的结果。大家都失去了“言论自由”，有“话语权”的“精英”就有了绝对自由：你爱信不信。反正你整天只能听到我的大喇叭在哇啦哇啦。时间长了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最后只能听我的。

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在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的表现，如果在政治上采取欺骗的态度则是软弱的表现。”

德国诗人海涅说：“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

中国的“精英”们离得开吹牛撒谎吗？

鲁迅说：“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认真”这一条，可以算做“外国先进文明”了吧？别的且不论，撒谎成性而口口声声“认同外国先进文明”的“主流精英”们“认同”这一条吗？

第三，把“认同外国先进文明”置于“民族认同”之上必将导致国家解体。

只“认同先进文明”认不出一个国家来。欧美可以说是同一个文明体系，但仍然必须有各自的民族认同才能确保英国是英国，法国是法国，美国是美国。“认同外国先进文明”可以跟中国毫无关系。任何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何以见得就一定认同个中国出来？如果“认同外国先进文明”高于“民族认同”，那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借口“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认同”到其他国家去，或自立山头闹独立闹分裂。要确保中国是中国，就必须确保民族认同第一。而中国靠什么确保民族认同？过去靠中华文明、靠孔孟之道。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旧的中华文明已经敌不过西方文明的挑战，已经不能指导中国人自立，已经不能再保护中国人的自尊自信。环顾中华大地，对旧中华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对外国先进文明兼收并蓄、拥有强大完整的哲学体系、理论联系实际、经得起实践检验、为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信服、能指导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西方文明面前能够顶天立地的只有毛泽东思想。去掉了毛泽东思想，今天能指导、能激励、能凝聚中国人的还有什么？“蒋介石日记”？“曾文正公家书”？“黑猫白猫”？临时抱佛脚现编现造？

中国现在贫富之差惊人，富人之富难以想象。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靠正当商业运作也绝对不可能在如此, 短的时间内积累如此巨额的财富。如此非正常的暴富只能是犯罪。——有些人如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一样“劫收”“国有资产”暴发——如此巨额的犯罪在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都属于非正常现象，都不能容忍。而在中国不但容忍，不但积极保护：“赦免原罪”、“宽容不规范”，而且还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对这种犯罪习惯、同情、羡慕、尊敬、自觉服从，把罪变成了“功”。毛泽东挽救了中国，保卫了中国，强大了中国。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这是丰功伟绩。但毛泽东的功全被说成了“罪”——把罪说成“功”，把功说成“罪”，黑的成了白的，白的成了黑的——以如此是非颠倒为基础的“新理论”能有什么生命力？何况如此“理论”充满了粗制滥造、信口开河，没有深邃的哲学内涵，没有严谨的理论体系，自相矛盾，谬误百出。这样的理论体系是不折不扣的骗子理论体系。不管堆了多少华词丽藻、马屁牛皮，仍然是“沐猴而冠”——“穿上龙袍也不是太子”。想靠这样的冒牌货凝聚中国人，只能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

不管是“增量民主”还是“休克民主”，反正中国“精英”的最终目的是“自由选举”。“自由选举”拼的是“话语权”——谁有“话语权”谁赢。谁的“话语权”大谁赢。从这个角度讲，“话语权”就是政权。“精英”们别的本事没有，卖嘴的功夫天下第一，最不怕的就是拼“话语权”。可见“自由选举”是“精英夺权”的代名词。“精英”们总是“言必称民主”——“‘精英’民主”。讲“精英民主”必讲“自由选举”，而“自由选举”就是“选自己”——不，是“拔”自己，或曰“扣着屁眼上楼——自抬自”。“精英”们对“精英民主”这么着迷，因为这也是用虚的捞实的那一套，“空手套白狼”，单凭三寸不烂之舌通吃天下。（这如同生活中的“恋爱专业户”，开口闭口就是“表现你的诚意”（民主精神）。怎么个“表现”法呢？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存款、时装、高级化妆品、国际旅游、七大姑八大姨的礼物……一切的一切，舌头一卷：“诚意”，就通通笑纳了。不把对方老底挖光决不罢休。如果傻乎乎用自己的一切实实在在的财产换这个虚无缥缈的“诚意”，把老本赔光人家又飞了，永远不算“有诚意”。“主流精英”的“精英民主”也是这样：一句可以随心所欲解释的“民主”就把整个政权接管了，全部国有资产都盘过来了，这买卖多合算？这也算模仿了阳谋中“虚的换实的”——只不过阳谋是为国家争利益，光明磊落。而这“精英民主”则是为自己谋私利，见不得人。）

“自由选举”有个前提：必须得到相对集中。如果每个人都投票选自己，那选跟不选没什么两样。“精英”们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个骗子国，老百姓谁都信不过。也就是说，谁也没凝聚。没凝聚就没集中。没集中则必分散，分散的极端就是分裂，国家解体。——不管“精英”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中国的历史经验有一条：只要中央集权削弱，必定天下大乱。一旦“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超越民族认同，这种情况势不可免。——台湾闹“自由选举”都快闹成两半了。为什么？只有“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而没有“民族认同”：是“认同中国”，还是“认同台湾”？这么块豆腐干大的地方都能闹成这样，何况中国大陆这么大地方？已经“政令不出中南海”了还要闹“削权”，不是想搞分裂又是什么？

如果靠损害中国的民族利益吃饭的人势力越来越强大、能凝聚中国人的毛泽东思想被否定被丑化被淡化、“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超越民族认同、“人权高于主权”之类观念越来越盛行，那维持中国人的凝聚力何在？中国如何避免分裂？这难道还不是空前的民族危机？

（3）、瓦解中国是“精英”们私利的需要。

不要以为只有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时才会有人当汉奸。不要以为只有外敌才想搞垮中国。不要以为所有中国人都自然而然地希望中国强盛。不要以为是中国人就自然而然地不希望中国瓦解。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人们脑子也不能那么简单。

观察分析一下：现在那些对毛泽东恨之入骨、无孔不入百般辱骂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有多少是打过仗的？有多少是打过胜仗的？有多少是以弱胜强打过胜仗的？有多少是一贯以弱胜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打胜仗的？

——有多少是搞出了实实在在的显著成果如“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之类的？

——有多少是造福一方百姓、得到老百姓长期的交口称赞的？

——有多少是拿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指导人们取得实践的成功的理论的？

几乎一个没有。

最恨毛泽东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几乎全是“精神贵族”，自以为高人一等、以“精英”自居的。

——几乎全是没有经过长期实践锻炼检验的。

——几乎全是学文的，包括学理工学不出来、一事无成、不得不改行学文混饭的，如茅于轼、刘吉之类。

——几乎全是“狗掀帘子——全仗着嘴功”，只懂得卖嘴规律，不懂得客观规律的。

——几乎全是只有个人的成功、没有集体的成功、个人的成功只取决于主观的夸张、不取决于客观的实践的。

——几乎全是靠个人单打独斗加后台混饭吃，不需要集体协作和团队精神的。

——几乎全是只知道替自己打算，不知道也不会替别人打算、不懂调度协调、不懂“全国一盘棋”的道理的。

——几乎全是只会解释世界，不会改造客观世界的。

——几乎全是“拉屎不揩腚”、从不为自己的言论主张的后果负责的。

——几乎全是撒谎赖账不眨眼，根本不知“诚信”“道德”为何物的。（“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

——几乎全是将个人利益、个人恩怨、个人好恶、意识形态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

——几乎全是“认同西方文明”超越民族认同的。——不认同毛泽东，所以不认同新中国，所以“人权高于主权”。

……

这些人有两大共同特点：第一，精神贵族，以“精英”自居，总想高人一等，骑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第二，没有真才实学，全靠三寸不烂之舌招摇撞骗、滥竽充数、不劳而获。

这就决定了这种人的个人利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水火不相容。

中华民族要真正富强，第一意味着不受别人欺负。要不受外人欺负就不能容许国内存在人欺负人。这就使“精英”们不能高人一等，不能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第二意味着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容不得弄虚作假——弄虚作假能使个人发财，但不能使国家强盛。这就使“精英”们无法滥竽充数，无法不劳而获。

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真正富强了，“精英”们就不好混了，当不成“精英”骗不了人，更当不了“富人”发不了财了。只有把中国搞垮，让中国分崩离析，“精英”们才能如鱼得水，既能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当“精英”又能不劳而获靠耍嘴皮子发财。

毛泽东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中国人凡是希望中国富强的，凡是靠实实在在变革客观世界创造财富的都认同毛泽东，因为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他们毛泽东的那一套正确。而靠中华民族衰败才能混日子的“精英”则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使中华民族富强妨碍了他们巧取豪夺。

有人很不理解：“精英”们难道不是中国人吗？搞垮中国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覆巢之下无完卵”。中国垮了，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精英”们难道能例外吗？

这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且看这一段报道：“2006年11月16日，厉以宁到南京财经大学，向南京学子传授‘管理经’”。

厉以宁讲了个故事：“有两个人到郊外去旅游，忽然听到老虎叫，于是两个人都慌了，其中一个人赶紧蹲在地上，从背包里把运动鞋取出来——这样跑得快啊。第二个人奇怪地问，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换运动鞋有什么用？此人回答道，我当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个人不慌不忙，脱掉鞋子爬上了树。老虎到了，树上的人它吃不着。老虎不会爬树，继续往前追把换运动鞋的人吃掉了。”厉以宁说，这个笑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国际竞争中，大风大浪是难以避免的，光会躲避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有绝招、有过硬的本领。

这正是“主流精英”们的心态：老虎吃人不要紧，吃不到自己就行了。中国垮了、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不要紧，自己不受欺负就行了。自己受欺负不要紧，有其他人可欺负就行了。——“精英”们人人有“运动鞋”，个个善“爬树”，无论是上蹿下跳还是拔脚飞逃都非常人可比，根本不在乎“老虎伤人”。中国垮了，“精英”们可以当工头，当奴隶总管，当刽子手，当收尸队，当翻译官，当“皇协军”，当汪精卫，当“二狗子”……如果中国分裂了呢？那更好，能立刻创造出一大堆“总统”“元首”“国家领导人”的位子来。“精英”们“过把瘾”的机会岂不比现在大多了？——现在中国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大学校长就敢搞“阅兵”，可见觊觎“国家元首”之位的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有多少，“独立王国”到了何等程度。——总之出路大大的，金票大大的。这比中国富强了没人可欺负、没法滥竽充数招摇撞骗舒服得多——这种账，只知道靠国家富强生存的人算得出来吗？——苏联不就是这样垮的吗？虽然是超级大国，虽然国家强盛，但这一切对“精英”们个人有多大好处？不把苏联闹垮，他们能当上亿万富翁吗？——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一个无情的事实：“精英”们的私利不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而是国家瓦解民族灾难——前苏联就是个例子：“精英”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连超级大国都不惜干翻，何况中国？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为什么“精英”那么仇恨使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毛泽东了，为什么那么起劲地、不遗余力地摧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了，为什么那么积极鼓吹“认同外国先进文明”高于“民族认同”了。

为私利而决心要把中国搞垮的“主流精英”当了道，中国能不遭遇空前的民族危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