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海：中国人的信仰是怎样迷失的

一

中国腐败的根源是什么？是信仰真空。中国的腐败，虽然有多种因素，但最根本的是精神上的原因，是精神危机，是信仰危机，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失去了信仰。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失去了信仰？信仰真空是怎样形成的？
      

本来，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这种信仰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之中，其中儒、道是主体，佛教曾经是外来文化，但经过中国化之后，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重要补充，与儒、道两家三足鼎立，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作用。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考验而保持生命力不衰。
      

但在中国近代以来，自从引入西方文化，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逐渐被西方文化所取代，西学东渐、国学式微，失去了它的历史优势。
      

关键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收急功近利之效，不能解燃眉之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中医学治病一样，虽标本兼治、全面调整，从整体着眼，但对于一些急性病却没有外科手术来得痛快，能收立竿见影之效。而这，正是西方文化的优势。
      

不能不承认，西方文化有它的优越性。尤其是科学技术，它的魅力几乎是谁也抗拒不了的，无论是哪一国家，哪一民族，都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因为它有它的优点，对它的利用，产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这就是一种诱惑，一种巨大的诱惑。
         

二
       但是，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对这一整体，人们所看到的往往是它的有用部分、实用主义的部分，而现代人所看到的，主要是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法制，以及自由主义的社会环境。但是这些都是表面，在它的深层，却是被人们忽略了的宗教信仰，是西方文化中包含着的宗教。
      

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它维系着西方社会的有机体，使之不在工具理性发展的盲目之下崩溃解体；它维系着人们的心态平和，使之不在过度的世俗追求中心理失衡、精神崩溃，其作用不可小视。西方后现代思想家们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
      

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西方文化，以近代以来开科学风气之先的理性精神的唤醒为标志，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精神建构，他们在思想上的创新、观念上的变革，显示了这种文化不竭的创造力。西方文化注重的是理性精神，科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民主、自由、法制体现的都是一种理性精神。但理性精神是什么？无非是逻辑思维方法的应用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科学技术，民主和法律，这些在西方人眼中神圣的权威，所体现的无非也都是逻辑理性。在西方以及在现代社会，处处显示出理性的力量，实际也就是逻辑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成为理性的代名词，它成为西方人生存的有力工具。正是靠了它，才有了科技文明和法治的社会。
 

三
       但是，不管法治社会有多么完善，它总是世俗生活。但世俗生活毕竟是人类全部生活的一个侧面，还有比世俗生活更高的精神生活，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性的需要。人，一方面需要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因此它需要世俗；另一方面，又必须生活在精神世界中，从而超越世俗。世俗和超越世俗，都是人性的渴望。只有二者达到了统一，才是健全的人类生活，也才是和谐的人性。西方文化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一样，也必须是世俗文化与超世俗文化的统一。
      

与世俗文化相平衡的是宗教文化。西方有最发达、完美的宗教，而中国没有。因为西方文化注重世俗，注重理性，因此逻辑理性发展到登峰造极。但正是逻辑理性的高度发达，产生了浓郁的宗教意识，西方人宗教意识的自觉，是中国人所不能比拟的。中国文化中没有发达的逻辑理性，也缺乏深厚的宗教意识，这是很可理解的。
      

但是现在的世俗生活，已经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逻辑理性的一种形式，它是人类理性最鲜明的体现。人类理性获得最明确的形式，似乎只有借助于逻辑，因为只有逻辑公理化的表述，才可能达到明确、定量化的程度，而理性本能地就有追求明确定量化表述的倾向。西方的逻辑理性，正是满足了人类理性的这一渴望。
      

但问题是，真实的世界并不完全可以无限去确定量化表述的。真实世界是一个生命过程，它有着逻辑理性不能把握的一面。这一面，西方人认为是非理性的地盘，而这正是宗教信仰的领地。信仰是怎么产生的？逻辑推理的链条无法达到的地方，逻辑概念之网无法涵盖的领域。为了理解这一领域的存在，西方人发明了宗教，也就是上帝的观念。
                                                              

四
       逻辑理性是人类生存的工具。逻辑理性的世界是人类生存的境界。一切功利活动都需要借助理性工具的指引，也就是逻辑的运用，一切功利活动发挥到极至都必须借助逻辑理性的工具，只要人类还在生存并局限于生存境界，就不能不借助逻辑工具。
      

这样，逻辑理性和生存就难解难分了。逻辑理性是生存的需要，不仅人类的生存需要它，甚至动物的生存也需要逻辑，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在趋利避害的功利活动中，所需要的都是对整体的复杂世界进行简化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逻辑。不能认为动物的活动是无逻辑的，它只是没有人类的逻辑明确和借助语言文字来表达。在生存的境界中，人与动物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
      

但人类不是动物，因为人类不仅是生存而且还要超越生存，这就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超越生存靠什么？宗教和信仰。没有宗教和信仰，人与动物就可以混同在一起，共同进行生存竞争，在生存的漩涡里不能自拔。超越生存，是因为人性中存在的神性，神性就是人性的极致，这就是宗教信仰可以俘获人心的根本原因。超越生存，就需要跳出生存境界的之外，而进入彼岸世界。人在现世中生活，人的理想和希望却在彼岸世界，在现世之外；有一个比世俗生活更高的生命境界，在西方文化中，这正是宗教给人们留下的精神世界。
      

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在人们所接触的真实世界中，总有理性所解释不了的东西。对此，动物可以不加纠问，因为它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只要服从自然；但人与之不同，自从产生了逻辑理性，也就产生了人与自然地对立，这种对立需要更高的理性进行调和，而宗教都是这种更高的理性的表现。逻辑理性不能完全解释这个世界，不能解释“我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这样的人生疑问，也不能解释生命的起源、物种的产生、意识的本质，等等。在西方文化的视界中，这些只能是宗教的领域。

五
       西方文化，理性与信仰同时并存，互相补足，这才是西方文化的整体。
      

但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就像中国人引进外资一样，完全是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的。因此中国人在引进西方文化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有它的必然性，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命运。但是马克思主义中所反映的西方文化并不全面，相反，它是很偏激的。马克思主义号称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的确继承了西方哲学思想体系中许多有创造性的东西，近代以来许多西方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对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马克思的偏激并不在于对这些思想成就的批判和继承，而在于它抛弃了西方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宗教。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如果抛弃了它，不管思想体系有怎样的创新，都是舍本逐末。
      

马克思否定了宗教思想，却把自己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作为新的宗教，是“把天国的理想和落实到人间”，把彼岸世界还原到此岸世界，这种理想主义的诱惑，对于长期生活于苦难时代中的人们，的确是不可抗拒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取得全世界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并不正确，他并不了解西方文化的实质，并没有看到西方文化的深层，而只是注重如何改变世俗生活的一面，以便引起社会革命。
      

马克思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理性、科学与民主，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物质因素，却没有看到西方文化的精神因素；看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却忽视了社会的稳定；他注意到观念的变革甚至社会革命，却没有看到传统中蕴藏的巨大生命力。对待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激进的革命态度，这在中国文革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中隐藏着历史虚无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缺憾。也许，这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革，但却引起了现代文明发展的失控，甚至走到毁灭的边缘，这一切都是深可反思的。
      

引进西方文化，中国人注重的是它的物质因素。科学技术是物质性的，用康有为的说法，是“物质科学”，所谓“唯物主义”，正是物质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是物质性的。钱穆甚至认为，在对物质和经济因素关注的层面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从资本主义的个人竞争转移到无产阶级的集体竞争，其结果，都是对整体自然的破坏。而且，同样都是对精神因素的忽视。
   

中国人所忽视的，正是西方文化的精神因素。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本有的缺陷。这种精神因素，其实并不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各种社会人文主张和哲学思想体系，它们都不是西方文化的实质和内涵，至少不是最根本的，而是西方文化的皮毛；真正的内涵是宗教文化，具体地说就是基督教文化。没有基督教，西方文化也许早就崩溃了。但是马克思却正是想要用对物质因素的信仰，去取代对精神因素的信仰，这正是他那影响巨大、流毒广泛的唯物主义学说和辩证法的思想拼凑。

的确，在西方，思想界是活跃的、富有创造性的。但是，现在来看西方社会人文界的各种思想理论和学说，它们就像我们这个电脑时代的各种软件和操作系统一样，虽然令人眼花缭乱，却往往是互相冲突，需要靠软件补丁以获得相容性。它们可以有各自的逻辑体系，甚至也可以相互联结，但在骨子里它们不是一个整体，而是逻辑元素的结合，要把它们打造成一个整体，还需要另外的粘合剂。而这一粘合剂，无疑是西方的宗教。
                                                

六

近代以来，西方产生过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它们对人类文明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基本上它们几乎都是对宗教思想进行解构的，从而都是对逻辑理性的发展和延伸。无论是伏尔泰对宗教的批判和理性化主张，无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无论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理论；无论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战斗无神论，还是十九世纪德国的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些思想体系几乎都是由逻辑铸成的，到黑格尔那里，逻辑体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大有取代宗教信仰之势。然而逻辑体系就是逻辑理性，无论它发展得多么严密，也不可能取代宗教，因为宗教作为一种终极的精神信仰，它本身就不是逻辑理性可能包含的。
一部西方哲学思想史，几乎就是逻辑理性发展史，虽然从十九世纪叔本华开始，非理性思潮已经开始形成势力，但是从叔本华到尼采，再到存在主义，非理性思潮只是对逻辑理性垄断地位的一种反抗，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导向精神信仰，相反，却是对理性和信仰的同时解构。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却也使人的精神更加空虚。因为这些哲学的境界与逻辑理性一样，都是人的生存境界，其中都没有包含超越生存的智慧，而宗教中所包含的，正是超越生存的大智慧。因此，在把理性当作逻辑的文化传统中，它就是不可缺少的精神家园。

无论是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还是逻辑理性的发展，都没有摆脱生存境界的局限，都只能在人的生存境界中讨生活，因此都不能触及到真实世界的整体全貌。倒是工人出身的业余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比当时所有这些人都高明，当然也比马克思高明。因为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视野之外的东西，他的哲学境界也超出了西方哲学。但是可惜，他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因为他没有马克思的名气大，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中国“民科”和民间思想家的地位。
按照何新的看法，西方的启蒙思想家是偏激的。为了解放人欲，他们不惜把理性和信仰对立起来，在他们那里，人的解放指的就是人的感性存在的还原，他们推崇理性、推崇科学、推崇自由和民主，为市民争得政治权利，实际都是人的物质化生存条件的解放。

改善人的物质化生存条件，并没有错。错的是对人生的物质化理解，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误读。实际上，自从人类理性产生，人与自然地对立开始，这种改变人的物质化生存的愿望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这种对物质化生存改善的无限追求，却被宗教的禁欲主义所抑制、所封杀，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正是对宗教的禁欲主义的反抗。
 

七

的确，宗教有引人向善和禁欲的作用。而理性则是人欲扩张的工具，在自然状态下，人欲是在整体自然之网中被束缚和限定的，人决不能随心所欲，有无限的自由。但是借助于人类发展的逻辑理性，人欲却可以得到放大和扩张，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宗教的禁欲主义，正是对这种人欲扩张的制衡。没有这种制衡作用，人类社会将在无限制的人欲扩张中被毁灭，至少文明不可能是稳定的。而现代文明的种种危机，正是人欲在逻辑理性的发展失控中无限扩张的结果。
    这是理性与宗教对立的第一层含义。另一层含义我的前面已经说过，就是理性一旦简化为逻辑，世界的真实面貌就被扭曲了，世界的真相就隐藏着来了，逻辑的世界是对真实世界的生机活力和神秘奥妙的消解，而宗教，正是要恢复真实世界的所有奥妙和神秘，而这，正是人类精神所渴求的。人性的极致就是神性，只有人能够配得上这一称号，只有人性能与神性相通，而这就是宗教存在的合理基础。

马克思当然不可能有这种认识，仅仅一个唯物主义，就把它限定成为僵死的教条。
                                                

八

中国人进口西方文化，并不是在平和心态的背景下引进的。而是处在落后挨打、惧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的淫威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晚清之际，中国以泱泱大国的姿态，一开始并没有把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放在眼里，不过是“拿来我用”，也就是实用主义态度。用儒者的话来说，他们皆属“四夷”。在这种心态下，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就必然是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的。于是只看到西方文化理性的一面，只看到科学技术、物质发达的一面，甚至连民主和法制都不想要，更看不到西方理性的平衡与制约因素----基督教文化的一面。这种情况维持到五四以后，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只看到科学技术和民主法制，而没有看到基督教文化对这种文明的制衡作用。

西方文化，不仅是科技文明，也是基督教文化。西方虽科学发达，却很少有人不信教，甚至在科学家当中，也有不少人是信教的。以美国为例，信教者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西方各国信教者的比例也很高。不信教，在西方被目为不正常，就像在中国有独立思想者被视为不正常一样。因为宗教毕竟是平衡世俗生活的一种精神寄托，在被逻辑理性分裂了的世界中，信教就意味着对分类的世界的整合。在这种意义上，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它是二元对立的，具有明显的分裂痕迹，真实世界被理性一分为二，又通过宗教的整合而组合为一，以便安顿在理性世界里被放逐了的精神。但是经过组合的世界已经有痕迹，已经不是世界原来的真实面貌了。
                                          
    但是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可曾清醒地看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什么？完全是世俗化了的哲学，它以唯物的偏见排斥了宗教，而主张无条件的逻辑理性，那么人的精神将归于何处？如果讲人的本质的话，那么人的本质是精神性的，这是人与动物的唯一区别。但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有精神和信仰的位置吗？共产主义，如果作为移民实验、作为某个乡镇、街道小区的试范还可以，作为推广全世界的普适性真理，其中总感到缺少了点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缺陷是不承认宗教对人类文明的积极意义，而认为它是“精神鸦片”。否定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了精神信仰，那就只有信仰物质进步和科技万能。否定宗教，如果这是出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宇宙观，那么这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中国的宇宙观中就包含了逻辑不能证明的信仰因素，它不追求逻辑体系的无限严密、逻辑工具的无孔不入，因而不至于陷入“工具理性的铁笼”（韦伯.马克斯语），其中就包含了消解科技文明弊病的消毒剂。而西方文化不然。马克思以西方文化为参考系，研究了西方文化和历史，却忽视了宗教思想的巨大作用，因此他所创立的理论必然具有蹩脚的一面。在没有研究、没有重视占世界文化构成的重要地位的中国文化之前，就创立一种普适于全球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不可能不片面。

问题是，无产阶级不是一个抽象的板块，而必须有它的代表，它的代表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点，有人性的贪欲，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统治阶级之前，在无产阶级代表还没有成为统治者之前，他可以信仰共产主义，而一旦成为统治者，就与其他阶级的统治者没有了根本区别，此时如果没有精神制衡因素，腐败就不可避免。文化大革命正是反腐败的深谋远虑的举措。
 

九

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却忽视了西方的宗教文化。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专制。它以唯物主义流毒渗透全国为代价，产生了文化专制的许多弊病。开放以来，思想解禁。本来我们可以全面地引进西方文化，至少是冷静地思考它的精髓，但是没有这样。相反，尼采哲学又成了时髦，尼采和叔本华，以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利己主义为特征，又产生了新一代的流毒。但他们也不代表西方文化那最深层的东西，例如对西方文明发展失控的那种制衡因素。尼采首先喊出了“上帝已死”的口号，这正中浅薄浮躁、急功近利的中国人的下怀，这对于亵渎权威、解构信仰，起到了恶劣的作用。

平心而论，尼采哲学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但是尼采哲学有毒，它会产生对人类心灵的毒害作用，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历史虚无主义，已经对清除或消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仰因素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而尼采哲学来得更为彻底，马克思主义在清除了传统信仰之后，还有一个“集体主义”作为新文化的理念；而尼采哲学中包含的虚无主义，则是否定了整个精神，而只留下一个赤裸裸的“生物自我”，在把人作了赤裸裸的生物性还原之后，人就彻底堕落了。

从五四以来，中国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几起几落，至文革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对传统文化的清洗，是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大暴露。这并不奇怪，因为作为一种新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新的宗教，称为“国教”而变成政教合一，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信仰，它已经不容人们怀疑了。这为中国人对物质财富的不择手段追求已经埋下了伏笔。如果人们信仰的不是精神而是物质，这才是真正的邪教。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人的信仰真空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中国人的信仰，就是这样一步步从他的精神深处被挖掉的。而科学技术所告诉我们的，不过是工具万能，是实用主义，是急功近利，是“不管黑猫白猫”，是为达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其他一切道德、伦理、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都没有技术来得实惠。这就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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